9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成立。作为高研院成立系列活动之一，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湖南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岳麓书院讲坛之“人文大家谈传统文化”专题系列讲座。10月18日，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受邀开讲“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经济史视野中的‘李约瑟难题’”，讲座还全程线上直播，在线听众累计达40余万人次。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

讲座主要围绕“李约瑟难题”；学界对“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什么是技术？技术为什么会进步？工业革命与煤铁生产；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经济史解读等六个问题展开阐述。

李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李约瑟难题”的由来。所谓“李约瑟难题”即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2.“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后，李教授还介绍了在李约瑟之前关注过“中国何以落后”问题的一些论述，并重点讲述了“韦伯命题”——西方的新教伦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伦理有碍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随后，李教授介绍了以往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难以得到发展，还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包含了地理环境、制度、观念、政府态度等因素。伊懋可（Mark Elvin）从中国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东西方文化核心的差别，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等方面给出了答案。林毅夫则认为，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

李教授接着指出，“技术”一词在中国早在《史记》之前就已出现，并多次在后来的史书和辞书中出现，其含义主要是医学、方术、天文律历家的技巧、技能。到唐宋以后，推广到指一般工匠的技巧、技能。而我们今天说的“技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其内涵与外延仍然是来自英文。英文“technology”所指称的“技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与“科学”并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获得了科学的内容，最终被认为几乎与“应用科学”同义。在近代以前，技术知识和方法主要是从经验中获得，而到了近代则主要依靠科学实验方法而获得。李教授强调，这个差别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近代以前的技术及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包括新技术的发明、改进和普及等。同时，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本身并不能继续进步，更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李教授通过对蒸汽机的发展历史的梳理，阐释了这一理论。因此，近代技术进步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资本主义的兴起为生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刺激；（2）在市场体系内的技术扩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自动”的方面；（3）科学的兴起给技术以新的推动。

接着，李教授通过梳理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着重分析了工业革命与煤铁生产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法国的经济和商业都比英国要好。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先开始？美国学者默顿（Robert K. Merton）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解释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原因：1.受清教伦理和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很多优秀青年投身于科学。2.经济、军事的上的需要使得科学家投身于某个科学事业。另外，煤铁工业急剧发展，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法国人梯奎（Ticquet）于工业革命前夕（1738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考察，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认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需要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也指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

讲座现场

而荷兰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邻国输入。奈夫（John Nef）指出：从国外进口煤，与荷兰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丧失其原来的领先地位，有重大关系。同样，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煤不足是法国工业不能像英国那样在有着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方面大步前进、从而引起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诺拉斯也提出，工业革命必须要有发达的煤炭工业。维贝尔则一再强调煤和铁在工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

从这一角度出发，李教授对“李约瑟难题”作了一个经济史的解读。李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煤铁生产。在唐代末年，中国就已经开始了煤的使用；北宋，煤在华北一些已很普遍；到了明清，煤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自乾隆五年解除矿禁，煤炭开发遂普及，采煤业遍布各地。光绪时，有煤矿开采记载的州县厅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主要产煤省份有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奉天等。清代北京城的燃煤主要出自宛平、房山二县的大西山。湖南是清代南方最主要的煤产地，煤藏最多的地方是耒阳、衡山。湖南产煤不仅能供应省内，还远输江南。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中国的铁工业再度恢复生气的原因，是唐末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宋代的铁已在相当程度上进入大量生产时代。中国从九世纪就使用焦炭，从十世纪开始的宋代普遍地实行了焦炭炼铁法，这比欧洲先进了约六百年。李约瑟也指出，在中世纪，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供应多少铸铁和钢。

煤炭的普遍使用也推动了炼铁技术的发展，宋代发明鼓风技术（风箱），明代发明活塞式木风箱，明清使用的大型熔炉，又进一步提高了铁的产量。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铁器也出口东南亚、西亚、东亚、甚至欧洲。但是，根据瓦格纳（Donald Wagner）推测，从北宋到清代中期都没有多大变化。据此，李教授分析道：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而宫崎市定则进一步分析，“在工业方面，以苏州为中心的轻工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可是中国工业中心苏州三角洲一带没有发现出产铁和煤的地方，这是非常不利的。”虽然明清时期都有通过大运河运煤铁的记载，但是明清江南输入的煤铁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南方各地，而这些地方铁矿及煤矿不丰，造成铁的生产成本颇高，而且产铁地距离江南遥远，使运费不菲。这些情况合在一起，使得铁在江南成为一种价格颇昂的商品。到抗战前，上海每年输入的煤，70.1%都是来自开滦、山东和抚顺。因此，李教授分析，从经济史的角度看，17、18世纪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江南，而煤铁的主要产地则在山西、山东，甚至东北，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二者很难达到平衡，这或许也是“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之一。

最后，李教授借用托夫勒（Alvin Toffler ）的观点：“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其复杂性深不可测”。强调“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我们所作的研究和分析，都只可能在某一方面给出某种解读。

交流互动环节，李教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彭慕兰的经济视角与韦伯的思想视角哪一种更具合理性？”“您是如何想到‘煤铁’这个影响因素的”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回答。（文 图/陈永豪）

【主讲人简介】

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1年和1985年分别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尔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机构的客座研究员。

【讲座直播回顾】

湖大高研院专题讲座|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李伯重谈“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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