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扬岳麓书院朱张讲学传统，促进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策划组织“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专场系列讲座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学科研岗教师主讲。

3月28日晚7点，“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第九讲在湖南大学东楼109室举行，主题为“五代宋初的文武群体与文武关系”，由岳麓书院历史系闫建飞副教授主讲，岳麓书院历史系周金泰副教授主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闫建飞副教授

讲座开场，闫建飞老师首先抛出“重文轻武的主语是什么？朝廷、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宾语文武指什么？”“重文轻武是朝廷政策还是社会观念？”等问题引导听众反思宋代的“重文轻武”现象。在闫老师看来，宋代的文武关系以及人们对文武的认识都是变化的，且文武群体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因此在辨析“重文轻武”问题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接着，闫建飞老师就“何为文武”展开讨论，具体区分了唐代至北宋前期文武官阶的变化情况，梳理了文武分途的历史线索。所谓“文武分途”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文武位阶的分途，二是文武群体的分途。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文武不分。战国时期，相将分别成为文武官员的领袖，文武由此开始分化。秦汉时期，文武职官序列并立，来自“武”的职位、品位安排更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官位阶占优，九品中正制、察举制都面向文官，南朝官分清浊，清官多为文官。北朝略不同，武官序列相对重要。隋唐时期，文武位阶并立。前期，高级官员的文武群体区分不明显，可出将入相。中期后，文武群体的壁垒加深，重文轻武。宋明清重文轻武。金元相对重视武功。其中，宋朝因以军事立国，王朝初期和末期多重武，承平时代多重文。宋代重文轻武并非特例，但其武功不振，故被视为重文轻武代表。

随后，闫建飞老师进一步分析了文武群体中的文官群体和武官群体。从宰相人选的变动、普通官僚士人的类别与特点，梳理唐、五代至宋初的文官群体发展特点；从禁军将领、藩镇军将、内职诸使等重要武官的选任与官阶变化梳理唐、五代至宋初的武官群体发展特点。

讲座现场

最后，闫建飞老师总结论述了五代及宋初的文武关系。他指出，重文轻武、重武轻文的“武”所指并非武功、军备，而是武人，所轻者在于武人的能力、素质、专业技能、操守等方面。五代时期的文武关系既存在武人“轻文”，也存在文人“轻武”，亦有文人内部的相轻。而武人之所以被轻视和敌视，与五代武人严刑酷法、横征暴敛、食人肉等负面形象关系莫大。同时五代时期虽武夫当政，但并未提升军士地位，形成崇尚武功的风气。而在宋初，朝廷实行抑武政策，武人的权力空间被大大压缩，武人对时局、政治的影响下降。对于武官的选任，在才能与恭顺之间，以后者为先。居于武官高位者，多恭顺而碌碌无为之辈，致使武将更容易被批评，从而导致武官吸引力下降，更难吸引人才，形成恶性循环。这也解释了为何宋辽、宋夏战争没有带来武将权势、地位的提升。宋初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几经变化，宋太祖朝，士林仍多有追求军功、投笔从戎者；太宗朝，重视文治，后期轻武风气开始浓厚；真宗朝，开始否定军功的价值。宋代的重武轻文加剧了文武关系的紧张，导致文武关系失衡；与军事隔膜的文臣掌管军政事务，也容易导致军事决策失当。但总体而言，宋代武功不振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政策倾向和指挥体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文资、武资并无必然关系。

讲座互动环节，闫建飞老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让听众受益匪浅。（文 图/岳麓书院20级中国史硕士 杨柳）

【主讲人简介】

闫建飞，山东菏泽人。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博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五代两宋政治史、制度史。著有《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即出），古籍整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在《世界宗教研究》《文史》《文史哲》《中华文史论丛》《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