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0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讲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李清良教授主持讲座。潘德荣教授以“诠释的伦理进路：从经学诠释学到德行诠释学”为题，梳理了中国诠释学从经学诠释学转向经典诠释学的发展脉络，并重点阐述了经典诠释学应当转向以伦理为重心的德行诠释学。

讲座开始，潘教授就指出，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其基于某种观念（世界观、视角）的预设。每一种认识或者思想，无论看起来多么纯粹，或者声称自己无预设、无前见，都仍然是从某一视点出发的理解。所以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所讲的是真理，真理是不被某一个人所据有的。潘德荣教授称自己的理论思考也是如此。在没有人能够据有真理的情况下，诠释学尤其重视对话与倾听中的互相包容、互相宽容。

在潘教授看来，诠释学的第一个形态是经学诠释学。经学诠释学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解经，二是由此确立“经”。这双重任务是合一的、循环互动的。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经”并不是在解经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成为“经”，而是在诠释过程中被逐步确立为“经”。“经”一旦“确立”，便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对“经”的理解与解释也被定格于“解经”的需求。解经之学与其他类型的诠释学最重要的区别是，解经学预先设定了经文的正确性、真理性、至上的权威性与神性；所有的理解与解释，必须服从教义的规范要求。这就决定了“经学”或者说“解经学”的特点：（1）实践指向性，它是命令，而非告知与建议，要求听者服从；（2）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不容有疑。以基督教与《圣经》解经为例，在宗教改革之前，将《圣经》译为英文或德文等通行语言的尝试遭到教会的严厉禁止，教会通过严格控制《圣经》文本的语言而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

潘教授认为，诠释学的第二个形态是从经学诠释学转向经典诠释学。他指出，如果从诠释的伦理向度来考察这一转向，其中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经对象从“经”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之转化，在理论形态上，就是从解经学向一般诠释学的转化，解除“经”的规范性、强制性魔咒，各种解经方法上升为系统的理解方法论。诠释的重心从“经”转向一般性意义上的“文本”，乃是基于信仰的诠释模式向着认识论的认知模式转化。在西方诠释学历史中，这一转型，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完成的。（2）第二阶段，从“文本”转向“经典”，其理论形态表现为“经典诠释学”。在第一阶段中，诠释的方法论将诠释活动局限于知识层面，目的是为了求得对文本正确而客观的认知，其弊端是无法解决诠释活动本身应具有的价值关怀与伦理规范性问题。为此，诠释活动的对象之重心，又从“文本”重新转向“经典”。经典之所以能被界定为“经典”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最关键的就是经典内在地包含了被广泛接受的价值理念。为了确立经典诠释学并解释经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之争，要厘清几个概念的异同。首先，要厘清“经”与“经典”概念。无论中外，能称为“经典”的著作可有很多，但能称为“经”的则只有有限的几部。“经典”恰恰是“经”能够见容于时代精神，为不同时代的人所接受的基本场域；同时，“经典”也是使得“经”能因应时代风貌之变而继续保留其为“经”的动力之源。潘教授又指出，方法论是经典诠释学研究的必要环节，虽然西方诠释学在理解方法论研究方面已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到了贝蒂那里，已裹足不前。特别是由于他的理解方法论中并不包含中国悠久的诠释实践，所以是否直接适用于解读中文经典，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解经传统的诠释经验，将是推动止步不前的诠释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动力。

最后，潘教授重点讲解了在诠释学的伦理转向中，应当从经典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德行诠释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宽容”。潘教授认为，诠释学兴起，首在坚持理解的宽容性。如果否定了这种宽容性，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与“经学诠释学”之不同，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经典诠释学”具有“宽容性”、包容性。在这里，价值的考量被赋予一种优先性。诠释学的伦理转向之实质，就是在伦理向度展开了“经典”诠释。如果说，宽容精神是经学诠释学进至经典诠释学的必要前提，那么发展到德行诠释学，“宽容”就构成了其自身的规定性，宽容是诠释者首要的德行。在诠释学的伦理转向中，诠释的方法论、本体论，都能在时代精神框架中得到合理的安顿。在这一转向中建立起来的具体理论形态便是“德行诠释学”。

德行诠释学是对经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整合。考察经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之争，我们面临的不是孰是孰非的两难选择。如果这两种方案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综合两者之长将其融合为一个整体。诠释的结果应当是，“经”之义与时代精神和谐一致，互动共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实践、人类共同体的全面发展。所以，德行诠释学之要旨，就是将经学诠释学的规范价值（实践本体论）以及真理性考量（认知性诠释学的方法理论）与经典诠释学所凝结的时代精神以及时代意蕴（重要性）进行整合，完成诠释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整合。现代西方诠释学，舍弃了“经”和“经典”，关注具有一般性的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文本。以“文本”为核心的研究思路，蕴含西方现代以来对价值考量以及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这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科学的“实证主义”之诉求。然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在海德格尔本体论变革的基础上，凸显了理解与诠释的教化意义，已经开辟了通向德行诠释学的道路。诠释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应是突显“德行”、立足“德行”，追求秉德而行、行中见德。经典诠释不同于经学诠释，它具有比较广泛的包容性，具有一种宽容精神。这可以制约时下并不鲜见的排斥异己之风。所以，就诠释的对象、形式而言，诠释学的重心是经典之诠释；就其内容与目标而言，核心是“德行”。德行的要义在于秉德而行、行中见德。德行诠释学的诠释理念可以追溯至孔子。孔子解《易》“观其德义”“求其德”，意在立德（持敬修德）、履德（依德而行）、弘道（成德显道）。这一宏旨，奠定了中国诠释传统立足于“德行”的基本特征。张载“德体道用”的哲学理念也启发了“德行诠释学”的建立。如他在《正蒙·神化篇》中说：“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张载的“德体道用”之说，置诸现代的学术视野，在哲理的层面蕴含着一种深刻变革。以“德”为本体，标志着张载的哲学思维明确定位于实践哲学，而非以“道”为本体的具有形上学特征的理论进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体道用”的理念，孕育、预示了德行诠释学之诞生。

通过潘德荣教授对“德行诠释学”的理论建构，我们不仅加深了对西方诠释学的理解，而且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充满了期待。（文/王悦  图/陈永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