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论道|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如何传与播？
【导言】在网络化、碎片化、快餐化与人工智能化并存的时代，物欲消费与技术创新相互激发，会不会对人文精神带来巨大的现实冲击？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被高调宣扬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走出传播困境，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与人生智慧，能否真正走出国门，让更广泛的非华裔人群了解？
2018年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下半场“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由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李亚担纲主持嘉宾，围绕上述问题，知名学者王守常、曹顺庆、葛承雍、白谦慎，以及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明星公益人李亚鹏同台论道，观点精彩纷呈。
以下根据论坛发言实录整理而成。
论坛主持：李亚（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
对话嘉宾：
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
蔡志忠（台湾著名漫画家、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得主）
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白谦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李亚鹏 （书院中国基金会发起人）
西湖论道高峰论坛下半场“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现场
李亚：在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时代 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李亚：刚才大家看了陈涌海教授的演唱，我感觉真正中国文化的这种气势、情绪、情感，一下就奔涌而出了。文化的东西可能不只在理念中，确实已经在过去几千年，已经内化在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娱乐、精神生活中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西湖·印象》这样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它跟陈涌海教授的《将进酒》有点类似，就是把古典的东西与现代的手法相结合，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走向世界，也蕴含着这样一种规律，一种潜力。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东西，如何在当代与现实、科技等等结合，从而激活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促进人类和谐。
我们这个高峰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的国学使命。新时代，如果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传统文化能够在这样的新时代担当起什么样的使命？新时代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在经济建设之外，也提出了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并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理念。文化自信、自觉、自新，无疑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的指引和保障。
我们这一场的嘉宾，有两位教授都具有在西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背景，一位是曹顺庆教授，他不仅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也是欧洲科学艺术院的院士，今年初获得的。此外我们还有白谦慎教授，他是浙大的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之前是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的终身教授。
还有两位，应该说是专注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学者，同时也对教育领域非常关注，首先是王守常教授，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一直关注着传统文化对于年轻人的教育。还有葛承雍教授，是历史学者和文物专家。
另外有两位可能对于年轻人和普通大众更熟悉的，一位是我中学时期就非常熟悉的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他的漫画对于《道德经》等等古代经典，有很多的诠释，生动有趣地让我们最早接触到国学。而李亚鹏先生不仅是一位影视明星，在好几年前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积极的投身于中国书院基金会这样一个项目。
回到“新时代的国学使命”这个主题上来，我想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都是为了中国更好的现代化，为了我们的民族复兴。当代性和世界性，都是以现实性为基础，这样的现实性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传承，在今天首先意味着，年轻人如何在一个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时代，能够接受、吸收、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营养；而传播，更是给我们提出了在这样的科技和资本力量结盟、所谓娱乐至死的传播环境下，中华文化真正优秀的、具有营养的东西，如何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我们中华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方面，能够走向世界。
从走向世界的角度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到第四十个年头，中国自身的全方位的自信，使得我们从更多的开放中去学习，去通过跨文明的对话、跨文化的对话，真正更有批判性的吸收，去反思这种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社会的价值，反思法治、法理对于社会公平的意义，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谐、正义、中庸、同情等等理念，怎么样能够带来以前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在正义基础上的和谐”？希望各位嘉宾能够分享你们的见解。
王守常：回到经典，读经典之书。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一些东西忘记了，现在要有一个补课的概念，重新阅读经典，经典里所蕴含的东西，在当下的社会还是有意义。这里面也有一个观点认为，五四以后，把现代跟西化等同起来，把现代跟传统对立起来。但是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是当下，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连接点。我们在对传统的诠释、解释过程当中，要让传统成为现代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对传统的东西忘却久远了，所以现在的文化热，也有点虚热，传达的东西都是不太系统，或者不是很准确。当然，这种传播现象可以谅解，但是还是要力求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益解释出来，具有现代意义。
蔡志忠：一个台湾人，当时36岁，又不是超级天才，如何能成为日本顶级的漫画家？我比较聪明，我一个礼拜就想通了，把这个问题倒过来想，什么漫画日本所有的出版社会抢着要？从这个角度就知道有非常多了，我选择了一个故事最强的——《庄子说》。当然有一件事，就是传与播，再好的药没有吃进去是没有用的。我如果当初把八万多个字的《南华真经》从第一个字开始画，肯定没有人会买。所以我只选择我认为这个是会触动人心的，基本上是很大的故事，里面的智者对王说，故事里面的一句话，我就选择启示性最强的。《庄子说》128页，里面大概有85个故事一样，我能用一页画的一定不肯用两页，能用两页画的一定不用三页，最多的大概是两页，三页的故事已经很少了。最后一则是五页。所以一定是要好看。所以国学要传播，要靠今天的传播方式。
曹顺庆：如果讲常与变是我们的强项，谈传与播目前还是我们的弱项。我在研究中发现有很多困难，有很多甘苦。
一、话语问题，整个中国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国内和国际上都“失语”。比如，“古代文论”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它变成了一个史的学科。中国古代文论不能在当代评论文学中，不能引领当代的文学理论，只能是桌子案头的死的资料，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的观点是，中国有话语，但是我们自己放弃的。
二、方向问题，中华文化传播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方向是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但实际上汉学家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边缘学科，很重要却并非主流。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应该要对准主流学者，对准西方人民大众。
三、路径问题，中华文化传播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传播，我们必须有一种通道，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
四、焦点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什么都要传？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或者说我们有没有重点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问题，要聚焦在这上面。
白谦慎：中国受西方的启发没有什么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新话语的创造，必须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今后，除了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向中国，以开放的胸怀赋予中国文化新的生命。
海外中国文化的传播当中，其实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海外的博物馆。刚才讲到兵马俑出国展览的事，这跟我的专业有关，其实海外的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中国文物，是战争时期抢的也好、偷的也好，是买的也好、捐献的也好，这部分文物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实际载体。
葛承雍：在古代，佛教还没有传播到欧洲去，但是欧洲的基督教、摩尼教等等这些东西是传播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中西对话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最近做敦煌走出去的调查研究，敦煌的研究在欧美有二百多个机构和学校，但是人都很少，往往一个学校只有一两个人。我们不能说二百多个学校，就认为敦煌文化一下传播到全世界都有了。这里面仍然是需要我们慢慢来做工作，真正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播。
李亚鹏：文化的传播可能是需要载体的，如果想让它最大化、公众化，是需要载体的。学术的交流是可以率先迈出的，为专家跟专家之间是有对话的窗口的。但是公众跟公众之间，更大层面的文化的传播，我想应该是通过生活化的层面。但是在中国，我们目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美好的生活场景都是如此的匮乏。
我们做了一个乡村公益书院，一个村子里做了三年。我也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两百平米的乡村公益书院，对一个村庄两千户人的村庄的言行起到的文而化之的教化的作用，那是让我们团队内部都觉得非常欣喜的。虽然我们在北京在城市里也有七八家公益书院，但是相比之下，乡村是对文化更加渴求的一块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