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下午3时，岳麓书院讲坛第429期暨“致敬国学：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名家讲学专题系列之第四场人文讲会开讲，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教授受邀主讲“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岳麓书院历史系丁进教授主持讲座。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00多位高校师生及社会人士到场听讲。本期讲座由凤凰网“风直播”平台全程直播，在线听众达32.1万人次。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教授

关于中华传统礼制分期问题，至今尚无专论。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按照王朝兴亡线索来研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这与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汤教授认为：中华传统礼制变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秦统一之后是集权礼制时期。那么，秦统一之后形成的集权礼制，到底如何演变？其又有何特点？集权礼制在中国的传统礼制史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期讲座，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讲座伊始，汤教授开门见山，指出学界至今尚无专论中华传统礼制分期的论文。礼制史专著以断代史形式来撰写，分为六大块。按其理解，秦统一之后当为集权礼制阶段。理解集权礼制，要明确两点：一是集权礼制是在大一统政权出现之后产生的。这种礼制是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其政治基础，以“五礼”为其形式，以伸张皇权为其主要内容的礼制。“五礼”是中国古代成熟的封建国家礼制的核心内容。二是集权礼制是依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凸现君主集权、强调贵贱等级的一种礼制体系。

他进一步指出，集权礼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秦到隋是集权礼制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二、唐宋则为集权礼制鼎盛阶段，五礼制度非常完善；三、元明清（道光之前）是集权礼制衰变阶段；四、道咸以降到民国则是集权礼制向近代礼制艰难转型的阶段。

讲座现场

随后，汤教授重点分析了集权礼制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集权礼制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秦朝一统天下，但秦朝礼制主要传承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无可置疑。但统一之后的秦朝礼制有着更为明显的专制集权的色彩，在礼制建设上有重大创造。《通典》称：“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尊君抑臣”即加强皇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集权专制色彩极其明显。尊臣卑专用名号：皇帝为号，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而臣下给皇帝之书称“上书”，“上奏”，强调了君尊臣卑之意。这种体现君主专制集权特色的礼制，被后世王朝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如泰山封禅、郡县制、丧葬之礼等。

汉承秦制汉初叔孙通制订了大朝会仪，尊卑贵贱非常明确，因而高祖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称：“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显然汉初继承了秦朝的礼制遗产。两汉在礼制建设体现在“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高祖有大朝会礼、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元帝以“庶子不祭祖”为由，废除诸侯王祭祀宗庙的权力，将祭祀权收归己有、平帝元始五年颁布的“元始仪”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汉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礼学理论的发展。大致说来，两汉礼学理论的发展有三个明显转折，一是汉武帝废除挟书令，独尊儒学，古文经始出，传统礼学重视道德转向到道德、政治并重；二是新莽时期刘歆利用古文经为王莽代汉服务，古文经立为官学，开始利用它全面创制基于“国家层面”上的新礼制体系；三是郑玄合今古文经为一体，奠定了礼制重政治的新局面。这三个转折大致为新礼制体系的诞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三国时期，王肃批判郑玄，使经学再次形成新派系，促进了礼学的深入发展。

五礼制度的产生的三个条件：学术发展的基础、国内外政治局势和帝王的意志，三者缺一不可。西晋达到了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西晋创制五礼制度，从此成为后世撰述礼典的样板。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了许多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他们许多有民族特色的礼仪、礼俗逐渐融入中华礼制体系中去，成为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可以说更加完善了中华传统礼制，奠定了后世王朝兼容并包的礼制发展方向。

二、集权礼制的成熟阶段

大唐盛世开启了集权礼制的历史新纪元，即集权礼制的成熟阶段，五礼制度的创制达到鼎盛。五礼制度是适应中国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的权礼制，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唐宋鸿篇巨制的礼典和以宋代理学家为代表的礼学理论，是唐宋阶段的双璧。唐高祖沿袭隋朝礼制，太宗时修订礼制，贞观十一年完成了《大唐新礼》（即《大唐仪礼》、《贞观礼》）。唐宋礼典编写表现在，唐有《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宋有《开宝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及《中兴礼书》，礼典之多，规模之大，礼目之全，礼仪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唐宋礼典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帝王及其亲属的礼仪展开的，体现出尊君贬臣色彩。到了宋代，理学家的礼学理论已摆脱汉唐疏释式的解经倾向。程朱一派提出“礼即理也”的命题，朱熹强调礼制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将天理与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来阐发礼制的精神实质，其理论水准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度，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礼学理论水平最高的时期。

唐宋时期也出现了礼制下移的现象，即在完善了集权专制礼制体制的同时，也开始将礼制向基层百姓扩散，这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表现在三方面：1、礼典中出现庶民礼仪；2、各级官府的礼仪教化工作；3、士大夫将礼仪推向百姓。

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程度地采纳了汉制五礼制度，这既使中华传统礼制纳入新的血液，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权的长足发展。

三、集权礼制的衰落阶段

蒙元统治政策和文化传统与汉族国家有着极大差异。所谓“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采取“治汉人必以汉法，治北人必以北法”的策略，将国内民族分为四等，实行不同的管理。叶子奇批评道：“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元朝礼制体现出文化保守主义。元朝不重视科举取士、轻视儒家思想，重视阴阳术数人士、推崇藏传佛教。元朝在具体礼仪上非常顽强地保存着本民族特色，如在年号和国号、郊祀祭天、祭祖、庙制等方面都是如此。

明朝建立，朱元璋认为元朝“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强调是“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因此极力恢复和重建汉制五礼制度。明初礼制向着专制主义的集权方向迅速发展，具体表现是：其一，恢复汉制，革除“胡俗”；其二，加强皇权，实施教化；其三，贵贱有序，等级分明。

永乐至嘉靖之前，对洪武礼制进行过一些修订。嘉靖一朝是明朝国家礼仪重大变革时期，充分体现出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对礼制变迁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大礼仪之争。嘉靖之后，穆宗对嘉靖礼制有所厘正，简化礼仪，大致沿袭了嘉靖礼制。朱元璋定下的祖宗之法：“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以“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两手措施，来加强专制统治，维护朱明江山。明朝以推崇程朱理学来“统一”思想；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在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学者们在政治高压之下畏首畏尾，在礼学思想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展。

明亡清继，思想文化、政治氛围没有改变，清朝仍然实行严厉的思想管控，尤其康雍乾三朝，知识精英们在高压之下，只得转向饾饤之学，思想界沉闷抑郁，因此在礼学思想上甚少突破，集权礼制走向衰落。当然，清朝的礼制方面也作过一些工作，其礼制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顺治入关前实行带有浓厚满族色彩的礼；第二，顺治入关后到乾隆朝修成《大清通礼》前是其礼制发展阶段，建立了满汉合璧的大清礼制；第三，《大清通礼》完成后到道光前为第三阶段，清政府在《大清通礼》基础上继续完善满汉合璧的礼制，如制订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等富于满族色彩的礼典。

要之，元、清两代礼制都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其中元代相对更保守一些，与汉制体系阡格不入。有明一代则力图恢复汉式礼仪。但元明清三代在加强专制集权方面毫无二致。

四、晚清民国时期礼制的艰难转型

汤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晚清民国时期礼制的艰难转型，指出近代中国面对的西方文明，不是古代中国的各地少数民族文明或西域文明，而是一种整体超越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近代中国文化面对的西方文化，不是万方来朝时期的欧洲中世纪的野蛮愚昧的文化，而是经过人文主义熏陶和文艺复兴洗礼、经历了宗教改革与近代工业化锤炼的整体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近代中国面对的西方国家，是有着丰富殖民经验、实力远超中华帝国的军事强国。因此，随着中华帝制的衰弱，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依赖封建专制帝制生存的中华传统礼制面临着生死存亡关头。中华传统礼制如何凤凰槃涅，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考验着国人们的智慧。就清政府而言，道光朝拟修订礼制来宣示自己“改道易辙”，1907年清政府宣布“宪政改革”，1909年正式成立礼学馆，总理陈宝琛领衔上奏修订礼制凡例19条，这些表面上的礼制改革，其实质是坚持专制主义与贵贱等级制度，礼制思想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

民国伊始，要求摈抛专制主义的集权礼制、重新修礼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在如何修改问题上，各人表达的声音是不同的，乃至还有借尸还魂，大搞旧礼复辟的工具。袁世凯操纵礼制编订会（后更名礼制馆），先后编成《祀天通礼》、《祭祀冠服制》、《祭祀冠服图》、《祀孔典礼》、《关岳合祀典礼》、《忠烈祠祭礼》、《相见礼》，成为其复辟集权的工具。袁氏祭孔、祭天、即位，一幕幕复辟大戏都行用旧式跪拜礼，旧礼复辟活动达到高潮。袁氏失败后，新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废止袁氏所制之礼。其后，段祺瑞先后操纵的修订礼制处与礼制编纂会、曹锟授意加快编制的《中华民国礼制》（草案）、张作霖设置的“礼制馆”，都无疾而终。制礼成为北洋军阀们的掌中玩物。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同月21日，南京政府成立“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新礼历程，到1937年11月迁渝为止，在礼制改革上做过一定工作，陆续颁布过一些有关礼制改革的法令。但积重难返，加以执行力度欠缺，因此政府官员自己承认：“时过境迁，遵行的实在不多”。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于1943年8月召开“礼制谈话会”， 11月在重庆北碚温泉举行礼制讨论会（即著名的“北泉议礼”），制订出贯串戴季陶的思想的《中华民国礼制》（草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层面上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制订礼制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再次修订《中华民国礼制》（草案），至1946年冬大致拟定，名为《中华民国通礼》（草案）。此草案也受到戴季陶思想的影响。这两部礼制一脉相承，都依五礼分类，然根据社会需要，斟酌古今中外，设定名目。从具体内容看，专制集权体系下的以皇帝为中心的礼制体系被打破，设置了一些符合时代变迁的新礼，具体仪式也大幅度作了简化，然而仍将不少传统的旧礼制内容塞入新仪体系之内，显然这一礼典是旧礼制的翻版。这两个草案虽然正式发布，显然未能完成制礼的除旧纳新的工作，没有正确地完成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性转换，标志着中国传统“五礼”体系的终结。

讲座最后是总结与提问环节，汤教授在回答提问后，又以两点作结：第一，集权礼制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分为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和艰难转型阶段。各阶段均有特色，决不可混淆。第二，对中国古代一些专门制度、专门史研究：要注意任何一种专门制度、专门史都需要按照其本身发展趋势的独特的的发展规律去研究，不能千篇一律地照套中国古代王朝兴亡史，否则就能以真正弄清它们演化的规律与趋势。

汤教授讲座深入浅出、线索清楚、史料翔实，在场师生受益匪浅。通过此次讲座，大家对集权礼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期讲座系“岳麓书院讲坛·第四届国学大典专题系列”第四场人文讲会。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于今年5月20日正式启动，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战略支持。评选全球华人国学奖（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成果奖、国学传播奖及国学新秀奖），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民生问题、心理建设问题、文明冲突等问题举办系列高峰论坛和人文讲会，以更多元的方式探索国学传播与文化创新的路径。为此，岳麓书院、凤凰网特策划和组织了“岳麓书院讲坛·第四届国学大典专题系列”，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登坛开讲，通过线上直播与线下讲坛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希望在这个非常之年，汇聚文化思想精英，激活传统智慧资源，去复古悬空之议，直面当下现实危机，探寻匡时济世之方，推动文明之间的正向交流。（文/普庆龄 图/陈永豪）

【汤勤福教授简介】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名誉理事。1991年代表国家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曾应邀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英）》《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史学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已出版《宋史礼志辨证》、《朱熹史学思想》等9部著作，主编或参编专著、教材、论文集、辞典18种，点校古籍20余种。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宋史礼志辨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及多项省部级项目。

【讲座直播回顾】

国学大典人文讲会|汤勤福教授开讲“集权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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