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社会流行着许多种思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胜出，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并且运用于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而取得成功？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与时代，以及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为此，我们应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之学理基础。

一、异质文化本土化的必要性

何谓“文化”？《易传·彖传·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即人文化成，即与自然现象相对的人类社会的风俗制度等等。当代中国哲学家梁漱溟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可见，文化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两个基本特点。时代性表示文化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是组织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方式。而民族性则表示文化因民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和特征的文化。当人类文化发生交流的时候，于是就出现了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某种异质文化要想在另一种文化中扎根下来，它就必须被那另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异质文化必定无法在另一种文化中长期存在。所以，异质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就必须本土化，才能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产生实际影响。而本土文化也需要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因为文化是有惰性的，没有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刺激，它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愿改进。中国文化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和思想的格义，终于发展出中国佛教，而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乃至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社会。这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因而同样，马克思主义要能真正对中国产生实际的影响，它也必须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和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自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处在进行时中，永无止境。所谓“中国化”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的具体实际，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者关涉当下的中国，后者关涉历史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不可割断。所谓“时代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解决中国当前时代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和走向明天。一种异质文化之被理解和接受，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和走向明天。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异质文化的本土化，在与本土历史文化的关系方面，主要是要找到与本土历史文化相同相通相契合之处，这种契合处就是异质文化在本土文化能够扎根的土壤，就是异质文化本土化之可能性所在。如果没有相同相通相契合之处，那就不存在那种使异质文化生长的土壤，因而也就无法存在。比如佛教的中国化，最初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庄思想找到契合性的，这种契合性就是它得以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土壤。佛教是一种超越于世俗生活的思想文化，刚好老庄思想也有类似的超越性。于是老庄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术语就被用来翻译佛经中的一些关键思想。于是人们就像接受老庄思想那样把佛教思想接受了下来。尽管两种思想和文化之间的差别最初被忽略了，但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两种思想文化相交融，必然造成同时促进两种思想文化的发展，并形成新型特征的文化。

同样，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也正在于其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同相通相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不少学者就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之处。比如郭沫若于1925年12月发表在《洪水》上的一篇文章《马克斯进文庙》就是一种有趣和有益的尝试。他尝试以文学的形式来论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相契合之处。比如重视现世生活，重视经济民生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大同理想的相通之处等等。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则更加具体地比较了《礼记·礼运》大同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理念和情形一一相通之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家，似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潮的流行正是因为与传统相割裂才得以流行开来的，实际上当时的反传统主要是反传统专制制度，而不是反一切传统思想。反儒也是如此，是反对为封建专制服务被专制体制利用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本身。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真正活的和进步的传统是一定会体现在当时进步的国人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在西方反传统的产物。它进入中国后，被同样反传统的国人所接受，然后进步的国人又试图从传统中找到相通之处，对它进行理解，从而使它扎根于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实际发展积极的作用。如果不能扎根中国文化则是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