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李纪祥教授主讲邀访教授讲座，主题为“宋明二《录》与朱王意境：读《近思》《传习》的一些感想”。岳麓书院副教授许超杰主持讲座。

李纪祥教授首先对《近思录》与《传习录》的性质作了总体的分判。他指出，《近思录》《传习录》都是宋明理学中的思想文本。《近思录》是辑录新体，《传习录》是记言变体。从性质上说，《近思录》是对北宋四家之“文”的选辑，而《传习录》则是对“言”的选录。“文”与“言”的差异是《近思录》与《传习录》最重要的差别所在。

接着，李教授重新回到“录”这一体裁。他从“录”的起源谈起，溯及《尚书》《诗经》《太史公自序》《七略》《别录》等先秦两汉著作，提出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的体例缘起与传统。再下探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提出“学案”虽然与“录”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前贤“原文”的“选录”与“新编”。从而指出，朱熹、吕祖谦选订北宋四子之文，与黄宗羲建构宋元、明儒学案，都是借编订选文而“重塑”思想世界。在这种“选录”“辑录”的背后，朱熹、吕祖谦、黄宗羲所作的，不但具有“编者性”，也同样具有了新的“作者性”，北宋四子的“原文”成就了朱熹新的“作者性”。

与《近思录》不同，《传习录》的缘起则是“记言”，即徐爱等弟子对王阳明言论的“记录”。李教授谈到，如果说《近思录》是朱熹、吕祖谦借前人统绪以建构道学脉络的话，那么《传习录》则是徐爱等弟子想要阐发当世的阳明学正统。《传习录》借“记言”体载录阳明言论，以此建构阳明言论的情境与历史现场。

二者目的不同，意境也不同，李教授由此对其性质、价值、意义作出了卓有意趣的分析。

在交流环节，李教授与现场听众进行了热烈互动，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主讲人简介】

李纪祥，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师从钱穆、宋晞、蔡仁厚、马先醒等。现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儒学史、《春秋》学、《史记》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撰写《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时间·历史·叙事》《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道学与儒林》《史记五论》等著作，主编《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与[美]柯马丁合编）、《清史论集》（与陈捷先、成崇德合编）、《圣域麟经：世界汉学与春秋学论集》（与[德]叶翰合编）等论文集。在《历史研究》《汉学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