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 会通:中西历史的三次大分流
5月8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上海徐家汇书院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朱张首席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主讲朱张学者系列讲座暨“湘遇海上•双城对话”系列讲坛,主题为“会通:中西历史的三次大分流”。岳麓书院历史系李伟荣教授主持讲座。
张国刚教授认为,中国与欧洲(西方)分属不同的文明,两者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并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这种区别可以借用“大分流”的概念(the Great Divergence)来表达,三次大分流分别是上古或古典时代的土著与移民、中古或中世纪的融合与竞合及近代的天下与万国。他主张以“会通”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即关注其变化、做跨文明比较,进而融会贯通。
他同时指出,上古时期中西的历史差异在于土著与移民的区别。中华民族的奠基定型,是从“漫天星斗”到“中心崛起”式的道路,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多是分散的殖民。至中古时期,秦汉的转换与汉代的衰亡,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又与罗马的灭亡具有高度的可比性,但秦汉衰亡后与罗马灭亡后的不同发展则充分体现了中西历史的第二次大分流。近世以降,中西更鲜明地表现出“天下一统”与“万国秩序”等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体系。他分析认为,中西初次分流的原因在于东方发生农业革命利于定居,而印欧人发明兵车利于迁徙;第二次分流源于中国的礼乐文明、中央集权制度与西方宗教文明、采邑制度的差异;第三次分流则是中国一体(汉文明)多面(周边多民族)的民族统一体国家与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差异。
张国刚教授总结指出,中华民族统一性是历史发展自然而成的产物,是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选择的最优结果。而西方的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反对王权的产物,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对于“朕即国家”的反动,不能用西方的经验来改变其他国家的历史逻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而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文/曾海鹏)
【主讲人简介】
张国刚,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西文化关系史。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著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资治通鉴>启示录》《<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智慧》等书,并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