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敬峰教授讲学，主题为“《大学》诠释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殷慧主持讲座。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敬峰教授

讲座伊始，李敬峰教授以胡渭“古经之厄，莫甚于《大学》”引入，又引钱穆、姜广辉等学者的论述，指出《大学》在朱、王之争中多经删改，在宋明理学建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指出，朱、王之争并非朱熹与王阳明二人的争论，而是朱子学与阳明学学派之争。元明时期，朱子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上升，流弊也逐渐显露。明中期以来，诸多学者对朱子学进行纠正。其中，王阳明建立起了一套可与朱子学对抗的哲学体系，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的争论，即聚焦于《大学》。

首先，李敬峰教授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具体层面讲述了《大学》得以成为朱、王之争的典据的原因。

从宏观层面而言，《大学》是宋明理学建构所倚重的经典之一。李教授强调，随着诠释经典和诠释方法发生转变，宋明理学家不再专注于文字、章句的考证。《大学》具有积极的入世主张、系统的国家建构，论述“国身通一”的哲理，满足了理学家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需求。

从微观层面来说，《大学》为朱、王两家及其后学所重视。朱子重《大学》的原因有三：一是《大学》所彰显的修身优先、至上的为学次序与朱子本身的学术旨趣相符合；二是《大学》的为学规模与朱子对学术的定位高度一致；三是《大学》所言的“格物致知”成为朱子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支点。阳明重《大学》，外在原因来看，是朱子学位居官学地位，是士子必究之学问。其内在原因，是因为朱子以《大学》“格物致知”为中心构建起他的哲学体系，从《大学》入手是挑战朱子学的必由门径。总体而言，阳明对《大学》的重视完全是受朱子学的影响和刺激导致的，为了纠正朱子学的流弊，他围绕《大学》文本以及文理向朱子学展开系列的驳难。

接着，李敬峰教授指出《大学》文本是朱、王之争的基础。

双方的争论，一是围绕着《大学》的分章问题展开。最早的《大学》文本未进行分章，后来朱子依照对应原则，将《大学》分为一经十传总计十一章，重视其中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南宋学者钱时不赞同朱子的分章，将古本《大学》分为六章。而后，阳明及其后学尊奉古本《大学》，大多采用六章之分，凸显对“诚意”的重视。晚明的学者，出于对义理与现实的诉求，参与分章问题，或尊朱子，或尊阳明，或在二者的基础上进行修正。

另一处争论是有关“格致”是否缺传的问题。朱子发现，《大学》当中唯独缺少对“格致”的补传，故悉心补之。后来阳明公开反对，引发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当时学者的态度，有的默认朱子或者阳明的观点，有的则认可朱子格致传文确实晦略不明的主张，但不认可朱子所补的传文。持后一种态度的学者，如魏校，主张从《大学》之外寻找传文，将《乐记》中的一章补为“格致”传。更为普遍的做法是，从《大学》的经文内进行寻找，以补“格致”传。

此外，争论还聚焦于“亲民”还是“新民”的问题。朱子赞同程子，改“亲民”为“新民”。但阳明认为应该遵从旧本作“亲民”，指出朱子的“新民”重“教民”轻“养民”，而“亲民”则是教养兼备。中晚明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大致形成了三种立场。朱子学者如蔡清等人，尊奉“新民”说；阳明后学如季本、罗汝芳等人，主张“亲民”说；以魏校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调和亲、新民的立场。

讲座现场

随后，李敬峰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大学》义理是朱、王之争的核心。

其一，《大学》的宗旨之争，表现为学派标识、口号之争。朱子把“格物”作为“八条目”之首，视“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工夫。而阳明先将“诚意”，后将“致良知”作为《大学》的宗旨以纠治朱子学之弊。其二，《大学》的“格物”释义之争。这一条目纷争繁多，代表性观点有如：阳明的转“格”为正，湛若水的“体认天理即格物也”，王艮的“淮南格物”说等。其三，《大学》的“三纲”关系之争。朱子以本末的范式来理解“三纲”之间的关系，即“明德为本，新民为末”。阳明认为本末只能就一个事物来说，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后世学者或直承阳明的体用论，或如顾宪成取用朱子的架构来解释阳明的思想，或从本末角度重新论述。

最后，李敬峰教授论述了《大学》文本与朱、王之争的历史意义。

其一，朱、王之争丰富和拓展了《大学》诠释的方向和维度。其二，这一争论显豁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异同。其三，争论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其四，朱、王之争推进了明清之际孔孟之学以及乾嘉汉学的复兴。

讲座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就朱、王之争对政治的影响等方面提出疑问，李敬峰教授为听众做出解答，进一步丰富了讲座的内容。（文/许旭宁）

【主讲人简介】

李敬峰，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期资助以及青年项目共3项，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一等资助、二等资助，陕西省社科规划等省部级课题10余项。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关学四书学研究》《关学<中庸>学研究》《二程后学研究》和《二程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