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4日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第五十八讲开讲，主题为“制造典范——赵匡胤的撤坐故事”，由岳麓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黄晓巍主讲，历史学系副教授谢一峰主持。

讲座伊始，黄老师向听众解读了讲座的主题。“制造典范”其实是说明，赵匡胤的撤坐故事在后来的历史书写和学者研究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典范故事。可是，当我们重新审视赵匡胤撤坐故事时，它既是我们建构中国古代皇权强化演进的节点，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反思中国古代皇权的一个突破口。

黄老师首先从撤坐故事的戏剧模式和典范模式讲起，带领听众走进了这个“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撤坐故事。王巩《闻见近录》中记载了中使撤坐，宰相奏事由坐而立的戏剧模式，而宋仁宗朝的宰相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的记载展现了早朝由坐而立的朝礼改革和由“熟状”到“札子”的文书改革。王曾、王巩的书写，共同描述了宋初宰相早朝奏事由“坐”而“立”的转折。然而，这两个故事是否完全可信？黄老师指出赐坐取消的故事是存在问题的，赐坐不是早朝的常态，取消赐坐的也不是宋太祖赵匡胤。

随后，他通过追溯从秦到隋早朝成立的四个契机、唐代早朝的三个阶段及赐坐的出现、后唐时赐坐的取消、撤座故事文本过程的梳理来解析这一问题。

作为“皇权政治”的标志，相较于处在信疑之间的赐坐有无而言，有没有早朝的象征意义、实际意义都要重要得多。早朝的成立从秦到隋，经历了秦始皇、汉宣帝、北魏孝文帝、隋文帝四次契机，到隋朝基本形成，唐太宗时正式确立。

相较于隋唐才确立的早朝制度而言，赐坐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常态。在多数的礼仪场合中，尤其是席地而坐的阶段，坐、立、跪、拜等身体动作是同时存在、复合使用的。同时，赐坐又是早朝的“殊礼”，立奏事才是早朝的常态。唐代早朝经历了三次迭代，初代早朝是“正衙常参”，二代早朝是“常日入閣”，三代早朝是“延英奏对”。在这三个早朝的礼制规定中，仅延英奏对有赐坐的环节。

唐末五代初，政局败坏，至后唐明宗始着意于朝会礼制的重建，常规的延英奏对被改造为五日起居。在后唐末帝清泰二年以前，非常规的延英奏对，也已废止。早朝礼制中的赐坐礼仪，也与延英奏对一同停废，没有延续到宋太祖朝。所以，五代宋初之际，固然发生了延英奏对废止、赐坐取消的变革，但这一朝礼改革既不在宋太祖朝，也不是“坐而论道”改“立奏事”，其意义也不宜被简化为“君尊臣卑的强化”。王曾、王巩等关于宋太祖撤坐、朝礼改革的“故事”，是无法成立的。

王曾的书写，是由文书改革关联早朝改革、赐坐取消而生成的，有对坐而论道的附会。而王巩的戏剧化书写，受其中下层官员的身份限制，也由于时代久远之故。此后，进入历史的撤坐故事都是基于王曾的书写而来，遮蔽了“赐坐取消”的真实历程：早朝及其赐坐礼仪的意义被异化地呈现。在现代学者的专制批判与反思中，借由撤坐故事等元素建构出来的中国古代大臣早朝奏事“坐一立一跪”的变化历程，成为中国古代“君尊臣卑”强化趋势的对应节点，将皇权政治的构造、演化简单化了。

最后，黄老师总结到，历史书写是由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文本，所以对于历史“经验”要平心地理解其价值和限度。要更多地关注被“显性”文本遮蔽的历史元素，关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元素。当文明更新、社会进化之际，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使命，就是以新时代的理性视角解析旧文明的典范故事，从而重构知识与观念。

黄老师的讲座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激发了听众的积极讨论与提问。本次讲座揭示了撤坐故事背后真实的历史情况，为普及历史知识、追求历史真相、讲好历史故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