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举办“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学术沙龙
2018年3月31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学术沙龙。此次学术沙龙由岳麓书院李清良教授发起，邀请北京社科院洪汉鼎教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陈少明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乃乔教授、山东大学哲学系主任傅永军教授，以及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姜广辉教授、张俊教授、陈力祥教授、钱永生副教授等二十余位学者，共同围绕“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是什么”、“如何分析和把握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如何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沙龙现场
李清良教授首先指出，我们研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既是为了认识和理解这个伟大的传统，更是为了建立现代中国的诠释学。建立现代中国诠释学，并不是要与西方诠释学比高低，而是要为现代中国建立起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诠释之道。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也有不同的诠释之道。中西诠释之道虽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各成系统，各当其用。如果各大文明都能自觉地建构适合自身的诠释之道，那么现代诠释学将从单数（只有西方诠释学一种）变成复数，即各有其诠释之道，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对话、互相借鉴，但绝不会被完全覆盖和取代。因此，我们要一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一方面又基于中国传统，面向现代世界，提出中国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既包含了从方法到体例再到理论和观念等不同层面，又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因此如何处理纵向的儒道佛诸家诠释传统的关系和横向的经史子集不同诠释体例和方法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关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实际上已经做出了贡献，只是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我们应该加以充分重视，注意总结和提升。
李清良教授
洪汉鼎先生认为，经典诠释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要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必须把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处境结合起来。中国有着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经典诠释工作从未间断。但需要明确的是，诠释学并非是一种解释学说。要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就不能只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内部来谈诠释学，必须借助西方哲学诠释学超越中国原有的经典诠释传统，从外部来谈中国诠释学，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发展传统，开创新局面。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外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建立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以西方为参照并不是要西化，而是正如贺麟先生所言，我们吸收西方是为了“化西”。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建立也必须以西方诠释为参照，才能超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与西方诠释学，建构一个能够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中国现代诠释学。
洪汉鼎先生
姜广辉教授指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要想实现现代转化，必须做到“食洋而化”。中国之前没有诠释学，诠释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学问，我们只有把诠释学变成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学问，它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形成一种历史传统传承下去。这需要我们针对当代学术研究，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提炼出一套诠释学原理。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来看，要实现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还必须首先建立起一套哲学理论。宋代学术，如程颐、朱熹等人就以此实现了诠释方法和诠释观念的转化，满足了当时的文化需求，成为一个很好的典范。之前，诠释学的中心在西方，但以后我们要努力让诠释学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
姜广辉教授
景海峰教授认为，诠释学最初传入中国时，是被当作一种关于方法的学问，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它展现出了更多的内容。对整个文明系统的理解，对经典文本在当代的重新解读，都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由于中西都有深厚的哲学和思想传统背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与西方诠释学的融合就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嫁接来解决。中国经典诠释必须回归传统。经典的形成与诠释的过程就是一个“聚”和“放”的历史，在各个时代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体裁、体例。这些体裁、体例有差别，同时也有交叉。我们在梳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时，确实可以发现很多从前未被注意的诠释体例。这显示出中国经典在被诠释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在现代学术史定型之后，中国经典的诠释历史被粗线条化，其复杂程度也被模糊了。今天我们面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的时候，应该去寻找这些诠释线索，这些线索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我们今天“跳出经学来研究经学”。儒家经典诠释的现代转化至少应包含三个维度：一是能够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思考的问题域和表达的方式上能够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一种文明之间对话式的呼应；二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资源方面能够调动一切传经典解释的记忆和形式；三是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重提经典诠释不是为了整理国故，而是重新阐发义理、凝练思想，为当代中国文化辨明身份，书写证词和寻求意义，所以需要理论上的创造性和体系化。
景海峰教授
傅永军教授指出，中国学者对待诠释学有两种倾向，一是追求作者原意，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诠释学，二是把诠释学看作一种方法。这两种倾向显示出中国学者对待诠释学的态度总是相信经典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被把握。但这种态度有一定的局限，要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我们必须要转变这种态度。对经典的理解，是在真理的意义上照亮，而不是回归和追索经典的原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产生两个变化，其一是对作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关心作者，不关心所谓作者赋予经典的意义，只关心经典是不是一个不断在当下开发意义的东西。其二是我们对经典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从经典注释学转变为经典诠释学。从经典注释的意义上，经典诠释学只是哲学史；而从经典诠释的意义上，经典诠释学就变成了哲学。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不在于解经技术的现代化，而在于通过对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重建当代与经典的关系，塑造一种学者对待这些中国经典的态度。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经典诠释回到一种能生发意义的原初经验和原初之地。
傅永军教授
杨乃乔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验，也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代化方法、立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这个概念太大，缺乏边界性，在现实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活动中必须削减和明确经典的范围。他提出以十三经为核心作经典诠释研究工作，他主张应该把十三经丰富的诠释思想和西方诠释学理论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做会通性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担心以西方诠释学理论研究中国经典会造成削足适履的问题。因为西方的理论，从来没有准确的在一个框架和体系下被整体翻译过来，更谈不上我们把一个体系框架拿过来整体使用，其实我们是在汉语语境下，用我们的思想丰富了我们所使用的西方理论，从而形成一种会通中西的第三种立场，第三种诠释学。同时，我们在取用西方思想的时候，也不要仅仅局限于诠释学理论，只要能够被恰切地带入和运用，就都可以把它拿来，在我们思考的境遇中重新丰富这个概念，提出我们的思考。
杨乃乔教授
朱汉民教授指出，中国有经典诠释传统，但是没有经典诠释学，因而针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我们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建立一种可以立于不同文明传统之上的普遍诠释学，体现中国传统的世界性贡献。中国传统中具有很多有关诠释的思想资源，比如朱子的读书六法、我们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的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应当充分吸收这些内容建立起今天的诠释学，并以此让经典在今天发挥作用，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
朱汉民教授
陈少明教授主张，经典只有被普遍地、成功地解释，被大家接受了以后才成为经典。最早对经典的解释不是注疏而是引用，再往后就是对经典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的故事重说，最后才形成注疏等多种体例。以六经为起源的中国经典传统，最开始的原型都是历史事件和经验，后来才慢慢被解释成抽象理论。经典世界中的事件和历史世界中的事件对我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把经典看成一个有核心、有边缘的整体系统，具有两个方面的整体功能，一是塑造安德胜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不同的人们都读过同样的故事、想过同样的问题，从而在心理上构成一个共同体；二是在实践上产生了一个与科学世界不一样的价值世界。我们读经典文本就是要关心经典文本跟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经验发生实质性关联。
陈少明教授
此外，陈力祥教授从“为什么诠释”“怎样诠释”“诠释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他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看法，认为这项研究必须回应时代问题，同时既要继承中国传统，又要勇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因素。张俊教授则从格义与反向格义的角度探析了跨文化视域下的经典诠释问题。钱永生副教授则指出，研究中国经典诠释诠释传统一定不能忽略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纷纷发表了富有启发的看法。
与会学者合影
为配合这次沙龙，岳麓书院还邀请洪汉鼎教授、景海峰教授、陈少明教授作为“岳麓书院讲坛”的主讲嘉宾，分别作了“诠释学作为中外古今沟通之桥梁”、“儒家的经典诠释及现代转化”、“广‘小大之辩’——从《庄子•逍遥游》说起”等学术讲演。每场讲演都吸引了数百名现场听众，并通过凤凰网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网上听众的积极参与。
这次关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学术沙龙，主题集中、形式多样、探讨深入，既分享了经验，形成了共识，又明确了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