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教授谈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019年05月27日 09:21

2019年5月9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楼劲讲学,主题为“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勇主持讲座,来自湖南大学等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150人到场听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楼劲教授

楼劲教授从基本成就、主要学说、价值取向、方法变换等几个方面,探讨、总结并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魏晋南北史的研究情况:

一、基本成就

讲座开始,楼劲教授指出:近四十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进主要集中在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总的看来,这些方面研究的长足推进,已明显补上了以往研究的短板,从中涌现的新问题、新观点,又催动了政治、经济、民族及门阀士族等传统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讨论热点转移和领域扩展的这种态势,与前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局限及史观、史料等方面的态势相关,同时也是社会现实驱动,各断代史都有此类态势。制度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意识到制度发展往往是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思想文化的迅猛发展是要重新看待思想,重新认识文化,以揭示化育各种历史现象的人文、观念状态。社会生活研究的异军突起,既是现实生活的日益丰富,也是社会变革日趋广泛的反馈。

二、主要学说

在理论上,楼劲教授认为:魏晋史学界呈现了反思前三十年史学理论教条化,回归重视实证的“社会科学化”和“史料考订”路向的历程。总的研究倾向趋实趋细,以往的宏大叙事多被解构。仍在发挥作用的是那些带着不同理论色彩而针对中古史特有的学说。

这类学说主要有五种:一是“贵族制社会”说,围绕士族门阀的形成和影响,解释了其背后的形成和影响,及其社会机理和面上的各种历史现象,以之为“中世”时期的突出标志。二是“唐宋变革论”,把唐末之际的一系列变化解释为“中世”终结和“近世”到来的转折,其中自然包括了士族所以衰落及相关社会进程的讨论。三是“东亚世界”说,把东亚地区视为同一历史单元来考虑其共性和秩序演变,在各区域的密切互动中解释古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四是“融合——征服王朝”论,区分了北族所建立的王朝类型,勾勒了以北魏为典型的“融合王朝”至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征服王朝”的递嬗脉络。五是“魏晋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时期。总的看来,这些学说着力诠释的,确为所涉时期至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其中也确有真知灼见,故至今虽局限愈显而作用仍无所不在。

讲座现场

三、价值取向

在价值取向上,楼劲教授强调:各断代史研究这四十年,可以说与前三十年有着更大的一致性。主要表现是对古代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持一种否定、批判态度,既否定其基干部分的现代价值,对之展开反封建、反复辟意义上的批判。这种否定的基调,显然植根于对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及其症结的思考,又被前三十年史学及八十年代以来一些主流观点所强化。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灿烂的大国,其现代史学对自身历史却长期持根本批判的态度,对其阴暗面、消极面的揭示鞭挞,可以说已经成为本土研究者无可推卸的专业责任和道德责任。这只能解释为是特定现代化阵痛的产物,是外在标准长期主导史学评价尺度的结果,也是现代中国史学迄今还在幼稚阶段的标志。

四、方法变换

接着,楼劲教授谈到,由于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相当匮乏,不能更大程度地拓展视野,只能更多地借鉴跨学科和域外史学的各种方法。从大的形势影响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现状来看,这也是各断代史研究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还是要围绕历史实际的认识,以合适的方法,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道理很朴素:方法是用来认识历史的,讲求方法十分重要。方法本身不是研究目的,能否推进对历史实际的认识,达成相关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才是评判所用方法价值的唯一标准。

楼劲教授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抛开了中国古人对于自身社会和历史的思考,转而取据外来理论和别国模式来剖析和建构本国历史。其先后关注、勾勒的历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大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亦多打有现代中国革命的鲜明旗帜。其与世界各国和中国古代历史的要素、关系,在相通之下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这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即是在新的条件下重现、升华了这样的过程。对其进行总结与反思,已是当代中国史学界亟待展开的课题。”

现场听众提问交流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楼劲教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依次作了精彩解答。(文/李翠  /陈永豪)

 

【主讲人简介】

楼劲,男,浙江绍兴人,1957年生,1986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毕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中国古代史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官制、礼制、法制史等。出版《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等学术专著5部,主编《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等论文集7部,发表《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等学术论文9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