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讲述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与“后见之盲”
2019年6月21日上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王奇生主讲岳麓书院讲坛第384期,主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后见之明’与‘后见之盲’”。岳麓书院院长助理余露副教授主持讲座。
王奇生教授
讲座伊始,王奇生教授首先谈到历史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相较于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关注结构性、规律性、机制性等范式研究,以图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历史研究更注重“变”的层面,强调在具体时空中展开研究,避免空谈理论,以探求历史真相。
而作为已知历史结局的历史研究者,如何拨开迷雾重探历史真实?通过大量研究实例,王奇生教授围绕“后见之明”与“后见之盲”两点进行了深度阐释。
他提出,相较于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先见之明”,历史研究者则往往是“后见之明”。所谓“后见之明”,即历史研究者已知历史的结局。相比于历史行动者对当时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同层级的人所持有的不同视角,无法概悉当时及之后事件的发展脉络,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却早已知悉历史结局,甚至通过多种渠道查探各种史料了解历史细节与全貌,这是历史研究者所具备的优势。
但是在历史研究者已知历史结局的情况下,难免会影响对所研究历史问题的感觉、把握与判断,即存在“后见之盲”的问题。比如:
一、根据历史结局倒推历史;
二、在已知历史结局的情况下,特别重视影响历史结局的因素,忽视对历史结局影响较小的因素;
三、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共情”理解;
四、以后世的判断评判以往得失。
讲座现场
他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后见之明”,“后见之盲”更应是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部分。在已有“后见之明”的情况下,以一种全知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难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缺少“共情”的理解。他希望历史研究者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设身处地思考历史,发现历史,警惕“后见之盲”。
讲座结束后,掌声热烈,经久不息。在提问环节,王奇生教授针对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且详细深刻的回答,使在场师生受益匪浅,感受颇多。相信通过此次讲座,大家会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多一份“共情”之理解,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多一份客观与警觉。
讲座开始前,岳麓书院举行了客座教授聘任仪式,聘请王奇生教授为“岳麓书院客座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代表书院颁发了聘书,敦请王奇生教授进一步指导岳麓书院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文/薛宸宇 图/黄沅玲)
肖永明院长为王奇生教授颁发“岳麓书院客座教授”聘书
【主讲人简介】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出版《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多部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