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2日，德国明斯特大学安然研究员受邀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题为“六朝次级中心——源自考古学的证据”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岳麓书院考古学系主任向桃初教授主持，岳麓书院海外学术交流中心主任战蓓蓓副教授担任翻译。陶新华副教授和向明文、李伟、张科等老师及部分学生参加。

讲座伊始，安然研究员开宗明义地阐发了本次讲题的缘起，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有所变化，区域研究尤其是传统中心之外的区域，对六朝考古的重要价值愈发凸显。

依据文献记载和史学界研究成果，她认为长江中游地位突出，“这是一个人口流动和文化互动频繁的聚集区，不同于首都地区的社会群体活跃在此。它靠近边界，地处贸易路线和交通网络的战略位置，具有高度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价值。因此，在这个地区形成的次级中心往往可以与首都建康相媲美。”正是基于如上背景，聚焦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葬，并试图据此重新评估长江中游的历史图景，就成了顺理成章和引人入胜的课题。由于国外所见材料有限，本讲题所谓的长江中游主要是指武汉地区。对此，安然研究员亦作了明确界定。

紧接着，安然研究员以问题为导向，将其研究方法和收获娓娓道来。她提到，对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葬开展研究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里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砖铭。因此，与六朝都城相比，在六朝次级中心，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辨认出墓主。那么，该怎么办呢？”在她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是，使用首都地区墓主确切的墓葬中的明显标记，并根据这个思路分析中游材料。

那么，那些标记是什么？着眼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安然研究员对长江下游六朝墓葬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随后，她总结道，“（该地）具有一定地位的西晋土著墓的标记是双室墓和兽形青瓷器。”“用来辨识北来大族之墓的标记是：普通的单室，棺内随葬有进口物品，最重要的是墓志铭。”同时，她对北来大族之墓的“简陋”作了阐释，认为这是他们念念不忘“旧墓”，期待有朝一日神州克复、魂归故土，因此只是从简“假葬”建康，而东晋时期北方从未收复，死者从没有再葬的结果。

遵循类似的方法，安然研究员对长江中游六朝墓葬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之与长江下游同期墓葬加以比较，发现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区别。

相似体现在“东晋伊始，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出现了单室取代多室的现象。与此同时，墓内的一般规定减弱，更多的是由礼器和个人追求来装饰，缺乏模型明器。”区别则在于“基于长江下游地区六朝墓葬提炼出来的标记，在长江中游地区不是消失了，就是混杂于更早的时期：最重要的缺失当然是铭文。单室墓内可爱的动物形尊在这里也难觅踪迹，至于那些异域物品，它们在这里的一些墓葬中虽有发现，但与建康地区不同的是，并非出自东晋墓葬。另一方面，长江中游也有一些建康地区不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即双室或三室并列墓）和诸如坞堡模型之类的随葬品。”

厘清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之异同后，安然研究员联系历史背景作了一番推论，所涉包括三个方面：一、双室或三室并列墓延续至东晋，应与长江中游曾有诸如孙吴宗室之类的大族有关，他们或许就是东晋时期的当地权贵。其墓葬远离帝王陵墓，不足以构成对皇权的直接挑战，因此得以存续，而成为地方权力的象征。二、长江中游东晋墓葬缺乏动物造型的器皿，或是因为当地窑业水平的低下，或在于不同的信仰体系或地方品味，两地西晋墓葬所出镇墓兽之差异就是最好注脚。三、长江中游地区东晋移民家族墓缺乏墓志、铭文砖，给人以无穷的遐想，或许是迁居此地的北来移民没有重返北方的强烈愿望，或许他们更愿意接受南方是他们新家的事实，或者他们只是缺乏重返故土所需的经济背景。无论如何，缺乏墓志或铭文砖的这一事实，可能指向一个与首都截然不同的社会。

向桃初教授高度评价安然研究员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向她表达了谢意。陶新华老师就长江中游孙吴西晋墓葬出土的所谓“坞堡”模型之名发问，张科老师对墓志与迁葬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并由此推及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有无墓志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安然研究员都给予了颇为详细的回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文/张科 图/普庆玲）

【主讲人简介】

安然，德国明斯特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艺术和考古学。1968年生，2000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博论题目是《乡豪、流民、新贵：公元3至6世纪中国南方的家族墓地》。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96年到访中国，在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曾供职于德国中央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领衔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现为明斯特大学“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研究”项目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