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扬岳麓书院朱张讲学传统，促进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策划组织“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专场系列讲座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学科研岗教师主讲和主持。

2021年10月8日晚，“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第3场在湖南大学教学东楼102室举行，主题为“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书概说”，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蒋鹏翔老师主讲，黄晓巍老师担任主持人。来自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及各界社会人士70余人到场听讲。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蒋鹏翔老师

本次讲座以黄晓巍老师的介绍开场，黄老师指出《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经典文本，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理清《十三经注疏》文本形成与变化的过程无疑是一项具备深远意义的工作。讲座讲述阮刻《十三经注疏》的成书过程，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经学和文献学的认识。

蒋老师首先从经学的定义切入问题，所谓经学，今天可以划分为两种进路，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研究，将经学文本作为史料，并将其以出土材料进行比对，藉此还原历史真相；另一种是历史主义的研究，其方法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阐释学，注重对文本自身的解释，以及此种解释的流衍变化。但总而言之，这两种进路都高度地依赖经典文本以及对经典文本的解释，统言之即经注疏。经注疏的形成与构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大致可以勾勒出“六艺——九经——十二经——十三经”这样一条线索来，尽管历史上也曾有十四经和二十一经等多种提法，但十三经依旧是主流。

介绍完十三经形成的背景知识后，蒋老师梳理了经注疏合刊的发展轨迹。在经注疏合刊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经注疏的初次刊刻，后唐长兴三年至后周广顺三年，田敏等人校刻《九经》经注本，是经书雕版之祖。端拱元年三月，孔维等又奉敕校勘《五经正义》，并由国子监刻板印行，称为“监本”，此后又陆续校勘并开雕余下的几种疏文。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校勘、雕版和印行工作，经注疏虽已有刻本流传，但经注疏三者的合刊本仍没有出现。经注疏合刊本的出现，目前已知最早的当推八行本，八行本均以监本为底本，不附《释音》，对经注疏的编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注、经之疏”，另一种是“经、经之疏、注、注之疏”。这种编排方式的不一反映出经注疏合刊在当时仍处于一种试验的阶段，故八行本洵可称为注疏合刊之祖。但是，八行本并不是注疏合刊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十行本，虽然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八行本源于监本，而十行本是自余仁仲本而来。蒋老师提醒道，十行本在古代和近代的许多书目题跋中都被当作是宋本，但十行本实有宋元刻本之别，体现在实物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如宋刻版心细黑口，元刻版心多白口；宋刻疏文出文与疏文正文只空一格，元刻则加小圈区别等等。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版本学家并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径以宋刻视之。元刻十行本的板片寿命较长，明代时移至福州府学，并经过多次补版，故又称为元刻明修本。值得注意的是，因《仪礼》一书一直没有注疏合刊本，所以宋元时期并没有“十三经注疏”。真正的十三经注疏是以明嘉靖李元阳刻本为开端的，在此之后十三经注疏的线索也明朗了起来，大致可以勾勒出“闽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本）——监本（明万历国子监刻本）——毛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本）——殿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阮本（清嘉庆江西南昌府学刻本）”这么一条轨迹。

经过以上的铺垫，本次讲座的主角——阮刻《十三经注疏》才正式出场。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当今《十三经注疏》的主要版本，也是当今大多数人提到《十三经注疏》时首先想到的版本。但在阮刻之前，真正遍天下的其实是汲古阁本，即所谓的毛本。平心而论，毛本的质量算不上很差，甚至可以说不错，且对注疏合刊本的普及有着重要意义，在阮刻问世之前，学者也大多是以毛本作为基础治经研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尤其在清代这么一个经学复盛时代，毛本的弊病也越来越突出。卢文弨首先指出了经注疏合刊之失，经、注、疏原本各自单行，可以各自视作是独立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疏），三者间的结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密切，且注疏合刊的源头十行本本身的校勘质量亦不甚高（坊刻本），又加上漫长传播过程中的手民之误与传写之讹，无法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误与混乱。因此，重新推出一种较为完善的经注疏合刊本势在必行。除了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外，浦镗的《十三经正字》与日人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也对十三经注疏文本的重新清整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讲座现场

这项重担最后落在了浙江巡抚阮元的肩上，阮元身居显位，又有着高质量的交游网络，是推行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阮元对此的规划亦是非常缜密，以校勘先行，即所谓“欲刻注疏，先校注疏”，组建了“诂经精舍”这么一个校勘团队，以段玉裁为主持，加以顾千里、臧庸等人。总体来说，诂经精舍团队的整体水平是合格的，但段玉裁和顾千里二人实力过于突出，为之后一系列的风波与曲折埋下伏笔。

段玉裁为清《说文》四大家之首，其《说文解字注》被王念孙盛赞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且资历最老，无疑是校勘团队的核心人物。顾千里出身低微，年纪较轻，但校勘水平独步古今，虽然对顾来说段有引荐之恩，但他在面对与段的分歧时仍旧当仁不让，而且多数情况下往往是顾千里能驳倒段玉裁，使得段玉裁忿怨良久。虽然阮元想要居中调解，但合作终究破裂，嘉庆七年，顾千里被迫出走，转而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并在《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序》以隐晦的语言指责阮刻，又在与黄丕烈的交流中发牢骚，称“喜讲古书者竟无其人”。由此可见，尽管脱离了诂经精舍的团队，但顾千里其实一直留心关注着阮刻的进展，其所校刻的《仪礼注疏》沿用了经居的体例和行款，但达到了更好的效果，不啻是对阮刻团队的一份展示，展示何为真正的校勘精品。而张本《仪礼注疏》的问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阮元重刻注疏之事暂歇，嘉庆十一年时阮元已有注疏刻本的样书问世，但《仪礼注疏》的问世凸显了样书的缺陷，阮元无力弥缝，故重刻工作搁浅近十年。二是顾千里的成绩给阮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嘉庆二十三年，阮元仍称“能总此事（指编定《新清解》），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曁顾君千里二三人。”三是张本成为阮元重刻注疏的底本，但刻意避谈其名号和底本来历。

由此可见，未尝不可以将阮刻《十三经注疏》夸张但生动地形容为段玉裁和顾千里之间的学术“修罗场”，而阮元在其中辛苦地调停斡旋。直至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修罗场”终于结束，阮刻《十三经注疏》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等待后刊行问世，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一翻开阮刻《十三经注疏》，映入眼帘的内封上就有两处失实之处，第一处是“宋本”，今日已知阮元所据实是元本；第二处是“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实际上开雕的日期更有可能是嘉庆二十一年。非常有趣的是，在阮刻《十三经注疏》中仍能觅得段顾二人交锋的痕迹，有学者统计，在《毛诗注疏》出现了一百余处前后矛盾的校勘记，这在已印行的书中是难以想象的，蒋老师形象地将其称为段顾二人的“冲突现场”。尽管阮元名义上站在段玉裁的阵营，但仍保持着对顾千里学问的敬意与尊重，耐心地等待嘉庆二十年的到来，同时保留了《毛诗注疏》中的“冲突现场”，使后人得以窥见这场堪称精彩的“神仙打架”的来龙去脉。

阮刻注疏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但仍是校刻项目中的精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借鉴。首先是提供了学术团队合作的范例，尽管段顾间有激烈的争执，但最后呈现的文本质量仍然很高，这不得不归功于团队协作，是今日学术研究中项目课题组值得参照的榜样。其次是取代毛本成为《十三经注疏》的主流版本，其影响至今仍存。台湾艺文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影印《十三经注疏》，皆是以阮刻作为底本。《十三经注疏》最早的现代标点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亦是以阮刻为基础。蒋老师提醒我们，阮刻自身内部也有先印后印的差异，因此在使用时需万分小心，引用影印本时需注意其依据的是嘉庆初印本还是道光重校本，同时不仅要注明影印本的版次，也要注明印次，如此方才保险。

最后是黄晓巍老师作总结发言，黄老师指出，蒋老师的讲座既是以细致的文献学考证为主体，但又能结合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由小见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富有启发性。其次，黄老师强调了重审清代学术的重要性，清人在经学、文献学与考据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与发掘，以继承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在清人的基础上推动研究的进步。

总而言之，蒋老师这场接近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干货满满、引人入胜，丝毫没有冗长之感，经注疏合刊的历程、段顾的“神仙打架”、各种阮刻影印本之间暧昧的关系等一环扣一环、目不暇接，无不让听众们如痴如醉，沉浸在版本、目录与校勘的魅力之中。（文 图/岳麓书院历史1801班 陈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