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扬岳麓书院朱张讲学传统，促进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策划组织“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专场系列讲座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学科研岗教师主讲。

3月21日晚，“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第八讲在湖南大学东楼109室举行，主题为“多重证据法与先秦史研究”，由岳麓书院历史系邓国军副教授主讲，岳麓书院考古学系张科老师主持。来自湖南大学等高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50余人到场听讲。

本次讲座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以及学术界的正面评价。

2、二重证据法向多重证据法的演进。

3、多重证据法在先秦史研究中的误用、滥用现象。

4、多重证据法在殷商礼制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邓国军副教授首先从史学方法论反思的视角切入到讲座的正题。他详细梳理了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到陈寅恪、徐中舒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再到其他学者“多重证据法”的演进过程，进而分析了这一演进过程的具体原因以及学界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正面评价。

随后，邓老师阐述了裘锡圭、乔治忠、西山尚志、成祖明等现代学者对于“多重证据法”的批判与反思。例如裘锡圭先生认为地下材料和书面材料进行比较、印证，从古到近代都有不少人这样做，并不是王国维先生的独创。乔治忠先生指出“二重证据法”的负面作用扩大，应及早摒弃。成祖明先生更是提出我们要走出“二重证据法”。邓老师认为要理性看待现代学者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批评，不应该将二重证据法标榜提升到普适的方法论层面，而应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科学运用。

最后，邓老师以“左祖右社”礼俗在殷商时期是否已经产生为例，分析了“多重证据法”在殷商礼制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邓老师指出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殷商礼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材料”，弥补了传世文献不足的缺陷。综合甲骨文、金文以及相关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来考察殷商礼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研究殷商礼制的“不二法门”。但是，传世文献的“滞后性”、出土文献的“片面性”以及考古材料的“不自明性”，导致“三重证据法”在殷商礼制研究中存在一定局限性。这提醒我们在运用“三重证据法”研究殷商礼制时，不仅需要重视每一重证据，还应当充分注意不同证据的不足之处，妥善处理不同证据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三种证据不协调的时候，或者两种证据完全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谨慎、合理地选择用一种证据而排除其他证据。

讲座现场

互动交流环节，张科老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邓老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三重证据法或者多重证据法在秦汉史出土简牍文献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优点”“如何处理好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的矛盾”等问题给予了细致专业的解答。（文 图/岳麓书院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生 蒲小渠）

【主讲人简介】

邓国军，山西宁武人。2012年6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年6月硕士毕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同年保送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8年6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18年7月入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20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担任硕士生导师，2022年12月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兼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成员，参与了《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