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获选拔贡，光绪八年（1882）考取举人，后来四次会试均落榜，于是绝意功名，以讲学、著述终老。他幼工词章，兼长史论，壮年转治经学，精究《尚书》，兼攻郑学，晚年融贯群经，成为今文大师。他自光绪十八年（1892）掌教南昌经训书院，以经史实学引导士子，前后七年，学风丕变，为江西培植了大批人才；又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创办善化小学堂，此后相继执教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还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湖南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尤其是他在戊戌年毅然出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传维新变法，并针对康有为一派“托古改制”“悉取西法”，提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七月十八日），接着又在晚清新政中，宣称“今方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鉴古斋日记序》），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成为晚清变革理论的积极探索者。

　　皮锡瑞的遭际、言行与思想，堪称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急剧变迁的缩影。皮氏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繁富，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个人的生平经历、社会生活、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人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和社会变迁，以及深入开展清代今文学史和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都能提供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搜集、汇辑和点校。然而，要整理《皮锡瑞全集》，却有“四难”：

　　一是资料分散汇集难。皮氏著述众多，无论已刊未刊，长期以来分散流传，今天很难汇于一手。皮氏后人曾选取18种著述板片，汇印《师伏堂丛书》，后又汇辑《师伏堂遗书》，增入6种已刊著作，拟交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但仅印出《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今《师伏堂丛书》国内多有馆藏，其中多数著述又被台湾《尚书类聚初集》、上海《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易于获得，但其他各种以单本刊刻、未经影印的著述，如《尚书古文考实》《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等，寻访不易，获得底本要大费周章。至于各种未刊稿和大量散见各处的单篇文字，更非三五年内所能倖获。

　　二是稿本秘藏获取难。根据《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等线索，皮氏有多种稿本存世，其中既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已刊著述的底稿或初稿，更有《师伏堂日记》《师伏堂经说》《鹿门文稿》《鹿门诗草》等未刊稿，学术价值非同一般，但长期秘藏于长沙、武汉等地图书馆、博物馆，被视为善本，不轻易示人。研究者即使有缘借阅，也无法通过扫描、复印等方式获得全稿副本。

　　三是手迹潦草辨识难。原藏湖北省图书馆的《师伏堂日记》稿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已制成微卷，其还原件又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从中可见皮氏手稿以行草为主，字细而密，尤其一再涂抹、增删，插改处更是字小如蚁，极难辨认。《湖南历史资料》曾依据《师伏堂日记》抄本，摘刊丁酉年冬至庚子年底有关维新变法的部分内容，因未准确识读原稿，认字、断句、标点等讹误屈指难数。《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鹿门文稿》等手稿同样不易辨识，整理起来相当困难。

　　四是内容艰深点校难。皮氏治学兼涉四部，著书繁征博引，今人研读匪易，点校尤难。特别是皮氏著述以经部居多，内容又极为专精，其中《尚书》类、《三礼》类、《春秋》类、郑学类、通论群经类著作，抉发今文奥义，厘析历代纠纷，多属精深繁赜之学，所涉礼制、纬候更是专门之业，点校极有难度。皮氏已刊经学著述21种，后世被影印出版者18种，而添加句读、注释、校点整理者仅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并在断句、标点、覆检引文等方面屡见错误，足证点校皮氏经学著作绝非易事。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长期从事皮锡瑞研究，很早就留意搜集皮氏著述，有心从事整理。他在2003年申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从皮氏诗文集开始进行点校，2005年以“皮锡瑞经学遗稿整理与经学成就研究”为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对《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师伏堂日记》等稿本专作整理、研究，2006年再以“《皮锡瑞全集》整理”成功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工程，至2011年完成《皮锡瑞全集》，此后又屡加校改、增补，最终在2015年由中华书局一次性出版。吴仰湘教授以一人之力，费时十余年，完成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不仅工作量大得惊人，整理质量更令人击节叹赏。综观全书，可将整理工作的成功归结为“三善”：

　　第一善，资料收录完备。吴仰湘教授将《师伏堂日记》与皮名振编《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对检，掌握皮氏各种著作和单篇文字的撰拟、刊刻情况，然后按图索骥，分头搜集：其一，以扫描、复印、拍照等方式，陆续从大陆及台港各图书馆获得皮氏已刊著述31种（较《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多3种）；其二，从长沙、武汉等地图书馆、博物馆中，用最原始的手抄方式，抄出皮氏未刊书稿5种（较《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多2种）、皮氏后人所辑杂稿4种；其三，从皮氏后人所辑《皮鹿门年谱》《鹿门文稿》《鹿门杂稿》和皮氏师友、门生各种著述中，以及《湘报》《南强旬刊》等报刊上，寻获一批诗词、书札、序跋、课卷、条陈、答问等，编成“诗文补遗”。总计《皮锡瑞全集》收书36种，将现存皮氏著述汇于一编，是皮氏辞世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另又辑得晚清至民国皮氏传记资料17篇、著述资料27篇，加上皮氏著述版本、生平大事年表，作为附录，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补充资料。

　　第二善，稿本识读准确。皮氏存世稿本内容多样，文字更难辨识，整理相当不易。吴仰湘教授因为熟悉皮氏生平与思想，又长年累月翻阅皮氏各种手稿，得以稔熟皮氏手迹，加上整理时眼明心细，所以文字识读非常准确。目前收入《皮锡瑞全集》的稿本，最重要的有《师伏堂日记》35册、《师伏堂经说》2册、《易林证文》2册、《师伏堂经学杂记》第1册，总计150多万字，无不忠实递录，释文尽得其真，仅《师伏堂日记》因以黑白微卷作底本，原稿彩底花纹经拍摄变成黑影遮盖文字，以致有100多字无法识读，不过对原来只能依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的研究者来说，这个整理本已足以称为学术大福利了。

　　第三善，经书点校精审。因皮氏经学著作内容繁难，百余年间仅4种著述有整理本问世。《皮锡瑞全集》将皮氏21种已刊经学著作、3种未刊经学稿本全部作了点校，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质量上乘，凡校本选择、版本校勘、异文考辨、引文覆检、文句点断、文字校正，无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点校之精审，足以成为近年经学文献整理的典范。即使《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等已有几种整理本，吴仰湘教授仍从断句标点、覆检引文、比对异文等方面纠谬补阙，做到了后出转精。例如，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一直被视为佳本，但初刻本舛讹仍多未校正，吴仰湘教授利用《经学历史》初稿本，纠正了初刻本、周注本20多处错误。又如《经学通论》两种整理本，断句多沿袭1954年中华书局校正重印本旧式句读，破句现象层出不穷，吴仰湘教授真正读懂原文，不受旧句读影响，标点完全正确。至于《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所出盛冬铃、陈抗点校本已很精善，但吴仰湘教授在标点断句、引文起止、文字校核等方面仍大有改进，如卷一《尧典》“荡荡怀山襄陵”句下皮氏引臧琳说，盛冬铃等标点为：“案：《论语》‘君子坦荡荡’，郑注云：‘《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鲁论》，今文也。”（第32页）“郑注云”以下标点明显有误，吴仰湘教授标点为：“郑注云：‘《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鲁论》，今文也。”（《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57页）又如卷二《皋陶谟》“懋迁有无化居”句下皮氏谨案文句，盛冬铃等标点为：“故论文字则古文为胜，论说解则今文为长。如《左氏春秋》古经胜于《公羊》《穀梁》，而说解则丘明不传，《春秋》其义，当从《公》《穀》。”（第106页）吴仰湘教授将后一句改正作“而说解，则丘明不传《春秋》，其义当从《公》《穀》”（《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151页）再如卷一《尧典》“宅嵎夷”句下皮氏引段玉裁说，盛冬铃等对此引文标至“今文皆作‘度’矣”即止（第18-19页），吴仰湘教授翻检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原文，直标至“‘铁’之讹体也”为止（《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39页）。

　　总之，生前享有盛名的皮锡瑞，殁后声名不彰，既与时代剧变、旧学沦替有关，也与皮氏已刊著述分散难稽、遗世稿本秘藏难睹、经学著作艰深难懂大有关系。吴仰湘教授因对皮氏思想、学术素有研究，又具备扎实的经史根底，穷年累月，孜孜不倦，一举推出尽善尽美的《皮锡瑞全集》，特别是将一批稀见稿本整理饷世，不仅有功于湖湘先贤，也裨益于当今学界，确实可敬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