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用历史的荣光烛照前行路

 

专家简介：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专著、译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科研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曾中断。在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要求认真研究、总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前不久，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被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接纳为直接联系的科研机构。古籍整理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湖南大学古籍所荣升“国家队”，对湖南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性机遇？对挖掘整理、传承弘扬湖湘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近日，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

1. 进入“国家队”，不但是湖大古籍所的重大机遇，也是湖南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契机

湖南日报：肖教授好！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荣升为“国家队”，为湖南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性机遇？

肖永明：进入“国家队”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严格地讲，就是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2018年开始正式成为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直接联系的科研单位。古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直属机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目前全国有200余所古籍研究机构，但只有20多家古籍所属于古委会直属单位。

从长远来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想要有好的发展，必须奠定坚实的古籍整理、研究基础。湖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于2016年3月17日，由邓洪波教授担任所长。湖大古籍所整合岳麓书院古籍整理科研队伍，与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两位一体”，隶属岳麓书院。在学校和书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组建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科研团队，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湖大古籍所能够正式进入“国家队”，是古委会对湖大古籍所的大力肯定与支持。

进入“国家队”，不但是湖大古籍所的重大机遇，也是湖南古籍整理工作面临的重要契机。湖南大学古籍所作为湖南省第一家古委会直属机构，在古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可以对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有更深入、更具全局性的了解，也有利于进一步统筹湖南省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2. 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也是传统文化走进普罗大众的重要基础

湖南日报：那么，古籍整理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肖永明：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主要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典籍，但也包括不属于典籍的古代文字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等。从时间上来说，一般把古籍的下限定到清朝末年。从物质形式上来说，包括从最早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抄本，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唐末以来的雕版印刷本。据保守估计，目前留下来的古籍至少有二十余万种、数以千万册。古籍整理就是对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进行保护、整理与研究，是专业性非常强的科研工作，需要具备非常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古籍整理工作最主要的是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大块。目录，就是通过对古代目录学著作的研究，知道中国古代有哪些书，古代学术又是如何发展演变，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通过对我们现有的古籍予以编目、著录，从而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家底”。版本，就是对具体的典籍作版本考订。比如我们看到的某个版本，到底是宋版、元版、明版还是清版，是刻本还是活字本，是原刻还是翻刻，是初印本还是后印本，各版本的优劣及其版本源流。校勘，就是通过标点、注释、翻译，使我们整理的古籍尽可能恢复作者原貌，提供最可靠的文本。

我们研究古籍，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这些古籍能为我们当前的研究者利用，也能使普通民众有可靠的版本来阅读。因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哲学研究，乃至普通百姓的“寻章摘句，引经据典”，都需要有可靠的古籍、文本为依托。也就是说，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也是传统文化走进普罗大众的重要基础。新中国古籍整理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无疑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

 3. 古籍数字化是新时期古籍整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湖南日报：在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古籍整理研究有什么变化呢？

肖永明：可以说，网络时代为古籍整理提供了重要机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时代对古籍整理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古籍数字化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而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古籍数据库的开发，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哈佛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也为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检索阅读前人难以穷尽的古籍变为可能，深度整理、注释古籍得到了重要支持。

而古籍整理研究与“e考据”相结合，也促进了古籍整理研究的深度研究转化。“e考据”最早由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提出，即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考据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现在数据库、数字化资源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使我们通过数字资源的利用，让很多“不可能的”考证成为了可能，就是所谓的“学术增长点”。

当然，数字化时代给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便利，但我们也要注意防止“电子病”，不能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完全建立在数字检索之上，还是要以对传统典籍、文化的整体把握为前提。

4.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地，一直致力于发掘湖湘文化、乡邦文献

湖南日报：那么，我们湖南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呢？

肖永明：湖南大学古籍所主要集中在湖湘文化文献、书院文献、四库文献、经学文献、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五个主要研究方向上。

一方面，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地，一直致力于发掘湖湘文化、乡邦文献，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湖湘文化研究成果。如朱汉民、丁平一教授主持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文献丛刊”项目《湘军》，吴仰湘教授主持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文献丛刊”项目《皮锡瑞全集》等，都是重要的湖湘文化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古籍所立足于岳麓书院的天然优势，开展书院文献整理研究。其中，2015年获得的“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是新时期对中国传统书院文献的最集中、最全面的整理、研究。目前已主编出版《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100册，加上可预期的成果，必将对未来中国书院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带来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四库学和经学也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世纪90年代，邓洪波教授、龚抗云教授等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第一个《四库总目》的整理本。至于我们书院在经学研究这块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处于前列的。

我前面说过，新材料的发现能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2018年，我们获得7项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随着湖大古籍所人员配备的完善，近些年在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成果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5. 千百年来，作为湖湘文化的记录载体，湖南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湖南也有悠久的传统

湖南日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些年，湖南的古籍整理研究都有哪些令湘人自豪的成果？

肖永明：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中华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近代以来，得益于湖湘文化的哺育，湖湘大地人才辈出，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千百年来，作为湖湘文化的记录载体，湖南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湖南也有悠久的传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清中叶以来，湖南就涌现出邓显鹤、罗汝怀、魏源、曾氏兄弟、王先谦、王闿运、叶德辉、余嘉锡、杨树达、曾运乾、王啸苏、向达、张舜徽、程千帆等功标史册的文献学名家。

近些年，湖南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非常重视，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湖南省文史馆、湖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古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以及岳麓书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一些学者注意到，当代湖南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对注释、校勘、编撰等传统方法更为重视，取得了系列成果；在索引、点校、翻译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成果。

如上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了由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该书收录了1840至1911年之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等地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游记、日记、笔记和考察报告，这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研究近代中国人最早走向现代世界的印迹，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可以说，这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图书。2016年，岳麓书社又推出《走向世界丛书（续编）》55册，获得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又如从2006年开始，湖南省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了《湖湘文库》的出版，历时7年，到2013年全部完成。据介绍，这是一套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主，对湖湘文化进行全面发掘与研究的大型丛书，共702册，近4亿字。这是迄今湖南最大的文献出版工程，是对湖湘文化的一次大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湖湘文化奠定了基础。

另外，像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湘绮楼日记》等一系列古籍整理著作，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特色，又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是非常令人自豪的成果。

6. “创造性转化” ，就是要将古代先贤的物质、精神遗产接引至现代人的生活中来；“创新性发展”，意味着在现代的视阈中将传统进行一种高品质的提升与融会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灵魂的塑造，必须将优秀的文化熔铸进民族的血液。这就要求我们把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落实落深，用历史的荣光烛照前行路。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肖永明：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接续传统，必须立足传统文化。但立足传统文化不是刻板的固守，而是要像习总书记说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意味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一种合理的衔接与传承。仅仅就古籍整理而言，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整理先辈留下来的典籍、文本、思想，将古籍按照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学术水平、审美要求等方面去进行解读，进而从形式、内容、思想诸方面去理解先辈生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的工作则是要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其优秀的文化基因，通过研究古籍整理的一系列成果，将古代先贤的物质、精神遗产接引至现代人的生活中来。

“创新性发展”意味着要在现代的视阈中将传统进行一种高品质的提升与融会。要求我们要与当前的现实相结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古籍整理的工作要尽量客观，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思想。从微观来讲，这种结合要体现地域性的特色，就岳麓书院而言，凭借古籍整理来阐释湖湘文化的特质、接续湖湘传统的脉络是其继承并发展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宏观来讲，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可以寻绎荆楚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之间的思理，为进一步呈现中国文化的整体性面貌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此外，古籍整理的工作还应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契合，只有融入人们的生活意识中，才能使传统变成一种“源头活水”，起到滋润、净化心灵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避免古籍被“束之高阁”的弊病。

   7. 古今文化的观照，对于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日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考量，中华古籍整理有没有世界意义？

肖永明：那是一定的。

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下，古籍整理工作的展开要以现代为视角，将地域传统与整个中华传统相结合。这种古今文化的观照，对于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一种接续传承古老华夏文明的体现，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从而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奠定基础；其次则是在文化层面对习总书记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践行与落实，进而从文明包容、民族体认、历史认知、价值追求、典范转换等不同角度丰富发展了世界的多元化、一体化，对于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凸显中国承担责任的意识提供了可靠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