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典人文讲会|罗传芳:传统文化如何活在当下(一)

2018年07月13日 08:51  点击:[]

自动播放

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如何转换?这是一百多年来乃至未来中国人需面对的时代性课题。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里,了解历史和现时代的发展诉求,明确传统在当代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我们甄别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此才是抓住了传统文化新生的契机。否则,表面上看似抬高了传统,实际上是自说自话,切断了传统通向现代的可能,也扼杀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那么,传统如何更好地延续生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需要注意什么?

2018年6月6日,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人文讲会,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罗传芳,开讲“让传统活在当下: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

下文系根据罗传芳教授发言整理而成(一):

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传统文化热下,我们更需要冷思考

“传统文化”在当下是一个热词,各种各样以传统文化名义呈现的现象(有些还是由现代公司包装的产品),如影视作品、展览展示、讲座、会议、活动、旅游、收藏等等,几乎包围了我们,一时间好像回到了一百年前。特别是近些年由于自上而下的提倡,传统文化更是越来越火。但是在这个热潮里,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即为弘扬而弘扬,到底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做什么,很多人并不真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叫做“慎终追远”,不错,我们既要由慎终而追远,更要知道未来往哪里去,这是两个向度。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缅怀追慕我们的传统,那我们就是一个古人,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现代人。所以我觉得在眼下这个传统文化热里,我们更需要冷思考,需要静下来想一想:什么是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传统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哪些传统是可以弘扬和可能复兴的,哪些是不合适需要扬弃甚至摒弃的?另外,如何理解文化热这个现象,它在最近几十年是怎样热起来的,这中间有哪些是值得反思和进一步思考的?这些即是我今天的讲座要涉及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和“传统文化”。关于“文化”这个概念有很多种定义(有人统计有上百种),但我认为最基本也是最符合文化本质含义的定义并不复杂,可以概括为: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总和。这里,“一个地区的人们”,说明文化有地域性和族群性;“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说明文化有传承性和可识别性。就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它属于东亚内陆的农耕文明。农业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定居并形成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和宗法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其生存环境的特点和需要,重经验、重伦理、重上下尊卑秩序,实行财产的父系传承;而儒家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因为它提供和反映了与这一族群的生活交往方式相契合的一套价值系统和理论学说。

与“传统”相对的另一个概念是“现代”。现代不是仅指“现在”、“此在”,而是一个有着实质性规定的概念,它至少应包括: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生产交换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等内容。很显然,如果以现代来衡量,传统社会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生产交换方式来说,已由以前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变成了现在以工业自动化、金融贸易和国内外市场组成的现代经济体;就生活方式来说,以前基于血缘和等级的宗法大家族已被今天由父母与他们的子女组成的核心小家庭取代;就价值观念来说,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一系列核心价值观体现的现代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宗法伦理原则和纲常名教如“三纲”“三从四德”等。可见,现代与传统的内涵是很不同的,也是有冲撞和抵触的,远不像田园牧歌那么浪漫,这种冲撞和抵触甚至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保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现代语境下如果无边界地提倡“弘扬传统”和“复兴传统文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之处。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传统与现代有这么大的矛盾,为什么我们还总是让它们搞到一起纠缠不清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对世界近现代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其实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必然遭遇的困境,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境遇或叫宿命:一方面我们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另一方面传统的结构、思维方式和情感偏好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容易轻易改变,因而它对外来的近代文明(特别是观念和价值系统)会产生排异现象,特别是当本土关乎核心利益的政治实体遭到威胁时,更容易形成保守排斥的力量,使我们迈向现代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

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要从理性上认识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在东亚和我们国家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进,整个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开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而每一次历史关头都会在思想领域发生中西之争(学术上以“体用”之争的形式出现: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或“全盘西化”),发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说明面对这道历史难题我们还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没有过关。远的不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就在以各种方式持续发酵,甚至出现翻转(由国门打开后面对差距出现的文化反思,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由经济发展的自信演变为“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而纷争的背后都无法回避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矛盾的博弈。所以,从思想情感和社会实践上自觉地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在今天就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了。

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呢?我这里提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供参考,简称为: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

一、看世界,即要有世界历史眼光

这里说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观,即我们看待传统不能只看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还要了解世界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理性地面对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传统,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整个世界的巨变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源自英国的工业革命,由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原来的手工作坊,出现了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引发了资本向海外扩张,使世界连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的“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这也是他们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必然性的原因。经过一百多年,后来又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原子能),以至到今天有了工业4.0和最近兴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某些方面比人还聪明)、比特币(虚拟国际货币,超越了国界)。现在的地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只要有互联网就能第一时间全球都知道。所以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一种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人类近代以来的这个“大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由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过程,是资本借助科技进步向全球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先有后;有内发有外发;有原发有后发;有中心有边缘,但都在这个过程之中。正如福山说描述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就像一串前后相连的马车队,朝向一个方向而去。也有人把这个现象形容为一条高速公路,一旦上了路不仅无法以牛车追赶,更不能逆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当然也是客观事实),欧洲大陆无疑属于原发型的现代化,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其内部自发产生的,所以它的发展就显得相对平稳、连续性较好(也用了一二百年时间),同时其自身具有较好的自调节能力,从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即我们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联动配合的机制和效应,最终从整体上完成了古今之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一本著名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就是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是如何通过伦理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改变,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将赚钱、成功、精于计算作为天职,这就将世俗伦理变成了宗教条律,进而与资本主义精神吻合。但是在东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情况却有不同。韦伯还有一本书叫《儒教与道教》,在书中他指出,中国不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缺乏像新教伦理那样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理性的伦理精神,这里的政治生活(王权和官僚体制)和道德生活(礼和君子理想)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另一个马克思即卡尔·马克思也考察了东方的社会结构,他以印度为例,提出了东方存在着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类型。在这里,政治上是王权专制,经济上缺乏私有制,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社会结构是父权制,历史发展是长期停滞,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千百年不会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也有人用“超稳定结构”概括这一现象)。所以当近代来自外部的工业文明入侵时,我们的传统社会就会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甚至是很大的社会震荡和激烈的新旧冲突,如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洋务运动(经济赶超)、戊戌变法(政治改良)、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辛亥革命(武力变革)等层层递进的连锁效应,不仅形式在升级,过程也不断出现反复,死的拖住活,从而使转型变得异常艰难。其困难就在于,我们已经被纳入了现代世界市场,我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制度、习俗和文化心理却严重滞后,从而妨碍了社会深层结构的根本转变。这时,我们的社会所呈现的问题因为老的没有解决而新的又出现,变得异常复杂,新旧交织,让人看不清方向。但是理智告诉我们,既然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化过程,那么就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正视,并需要通过自身的调适和转换,适应、融入进而参与、创造一个中国的现代化,化解固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实现传统文化特别是制度和观念的转变(古今之变)——这可能是一个古老民族在融入世界、获得新生时最好的选择和结果。

这次由中美贸易引起的纠纷,就多少反映出传统交往方式与现代市场规则之间的不适应,为此我们付出了代价。这一点是无须讳言的。由此也可发现,传统转型的压力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它并不会等你想好了或准备好了再发展,而是你如果主动调整配合,就会更自觉,发展也会更顺畅一些,否则必然走弯路,付出更大代价甚至失去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完成现代与传统的和解,找到它们各自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否则回避问题和冲突、或者文过饰非,都会使真问题得到遮蔽。这样,不仅传统本身会受到伤害,连族群的生存也会面临威胁,正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面对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邓小平说的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可见现代化压力之迫切。

其实不止是中国,在我们改革开放前,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等广义的东亚,都早于我们完成了现代化过程。新加坡道路还曾一度是我们学习的样版。这些以主动姿态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短时间利用国际资本和市场、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进入发达行列。这说明“后发”虽有被动、震荡、不适应的一面,也有弯道超车的“后发优势”,端看你如何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否把握了机遇。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看世界。

【未完待续】



上一条:国学大典人文讲会|罗传芳:传统文化... 下一条:国学大典人文讲会|蔡恒进:人和机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版权所有2011,2017年            电话:0731-88823764            邮编:410082          邮箱:hnuylsy@h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