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典人文讲会|罗传芳:传统文化如何活在当下(二)

2018年07月13日 08:5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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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如何转换?这是一百多年来乃至未来中国人需面对的时代性课题。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里,了解历史和现时代的发展诉求,明确传统在当代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我们甄别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此才是抓住了传统文化新生的契机。否则,表面上看似抬高了传统,实际上是自说自话,切断了传统通向现代的可能,也扼杀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那么,传统如何更好地延续生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需要注意什么?

2018年6月6日,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人文讲会,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罗传芳,开讲“让传统活在当下: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

下文系根据罗传芳教授发言整理而成(二):

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续香火,即继承什么样的传统?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之物,而“文化传统”是被时间筛选、淘洗之后存留下来的一种合理化的文化资源和民族的精神,后者才是真正的传统。所以我们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还不是一回事: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之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传统是现在时,是当下,是一个可以进入下一段历史的连接性因素。所以,在面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到底更重视哪一部分,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哪些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要继承的又是哪些传统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一、符合文明的普遍主义本质;二、契合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相应地也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到轴心文明,重新确立再出发的原点;二是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淘洗之后存留下来的富有内在生命力、能够与现代打通的传统。

首先,回到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所谓“轴心”也即重要的坐标。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上世纪初提出了轴心时代/文明的观点(《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他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8-2世纪)前后,世界几大文明地区(如古希腊、希伯来、印度、中国等)都出现了“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出现了各自的精神导师(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提出了他们对所处生存境遇和生活意义的根本性看法,或理性或道德或宗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一直影响后世,为后人所不断回望。什么是“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简单说,就是这时的伟大人物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自身和族群的狭隘眼界而具有了普遍主义精神和终极关怀,如孔子提出的“仁”、老子提出的“道”和“自然”,都是关乎世界根本存在方式和人之为人这样一些涉及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性理论或原则。到后世,尽管发展出各个时代的新儒家、新道家,但均是对随机现实问题的应对,难免偏离和遮蔽原价值本身。比如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仁爱是不是有所偏离?道家道教的“术”是不是对道、自然有所偏离?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做减法回到原点重新出发,记住人之为人的初心是要过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大本和达道。

资料图

其次,要重视传统社会内部固有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因为这是历史上经过反思和检讨之后被理性认识了的思想资源,它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时应给予特别重视却被我们忽略的部分。我们往往只重视正统思想和理论,于是在很多情况下儒学便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对于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学术思想则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其实只要我们抛开正统观念就不难发现,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建立之后,直到清末,每当王朝换代之际都会出现批评时弊、揭露社会危机真相的社会批判思潮,如西汉初年贾谊的“过秦论”;东汉王充的“疾虚妄”和末年王符、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潮;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等等,它们既是对政治的批评,也是对学术思想的纠偏,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合理的成分,甚至直接影响到王朝的政治改良,是古代社会内部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可称作一种“自净力量”)。尽管各个时期的批判思潮在主题上有所侧重,但仍然可以看到一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比如对暴政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批判,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垄断的抨击,对选官任官制度不合理的批评,对贵族等级制的不满,对国计民生的体恤、建言等等,这些发展到黄宗羲时代,便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为天下之大害者”的君权,认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切弊端往往都源于政制的高度集权,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建立“万民之法”的初步民主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批判思潮是对这个社会固有矛盾的反映和应对,直接来源于社会内部,是对传统的把脉,代表了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在当时带有批判色彩的思想,比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传统具有更大的价值,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重视和继承的传统。

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侯外庐提出、八十年代由萧萐父“接着讲”的“早期启蒙学说”,就认为,中国社会由于自身的发展,后期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动,并且具有了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萧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的重新发现”、“初步的民主思想”及“近代科学精神”等三大主题。他进而还提出了历史“接合点”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固然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与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文化传统结合(对接)至为关键,于是提出了与明清启蒙思潮对接的主张,因为,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业已萌发了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最终让现代化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有关“续什么香火”的主张,在今天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但可惜这个学说主张既为西化派所忽略,也为保守派所不满,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便淹没在各种嘈杂声中,至今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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