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讲学，主题为“汉语文化圈的特质与课题”。日本南山大学名誉教授蔡毅先生担任翻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李清良教授主持讲座。

川合教授指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在内的“远东”一带，常被称为“儒教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然而他更愿意称之为“汉语文化圈”。其中所谓“汉语”，并不是指中国话的整体，而是特指中国古典所使用的语言，亦即中国的文言。这个文化圈之所以有一种文化上的共通性并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主要是由于共同阅读和写作中国的文言。

他认为，相对于作为口语的白话来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具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稳定性和普遍性。文言是表现语言的表语文字，不像表音文字那样随着时代和地域的转换而变化，而是能够克服各地方言的障碍和时代变化的影响，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因此通过文言，不仅可以在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国度里形成中央集权的王朝，而且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构成一个文化圈。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文言，就不可能形成汉语文化圈。

中国的文言也比白话更具权威性。文言作为最初用文字记录的语言，一般是宗教性的、巫术性的话语，因而比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更具有权威性，尽管后来宗教与巫术色彩逐渐淡化，但其权威性并不因此而减损。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能写字作文的人，亦即能使用文言的人，就会被看作是特权阶层，就能进入上层社会。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就是所谓“士大夫”，他们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如此，所以诗人同时也是官员，二者同体共身。当然，在欧洲人看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在他们那里，政客和诗人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川合教授表示，使用文言的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双肩挑”，不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文化、文学的性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惊人的长期一贯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原因。文言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也使得汉语文化圈内的人们不仅崇敬和爱好汉诗汉文，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汉语文化圈的一分子，是其中具有对等地位的一员。正因有这种认同感，汉语文化圈才得以成立。当然，在东亚各国，构成汉语文化圈的主要阶层是有差异的。在中国，一直是士大夫阶层。朝鲜则是所谓“两班”，也就是被称为文班和武班的贵族阶层。在日本，最初是天皇以及身为朝廷高官的贵族；到室町时代，汉诗文的中心转到了佛教僧侣手上；到江户时代，又转而以藩儒为中心，同时职业性的汉诗人也随之登场，并扩展到武士、商人等社会阶层。明治以后，则主要是大学教师等知识分子。

他最后指出，距今大约150年前，这种一体化的认同感开始崩塌，乃至相互敌视。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政治的问题，但也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欧近代思潮进入东亚后改变了这片土地上传统的一贯性。因此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不是战争等外部危机，而是汉语文化圈内部的危机：构成汉语文化圈之基础和核心的中国文言，或者日本人所说的汉诗汉文，在急速地衰退，传统文化、传统语言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但川合教授相信，汉语文化圈仍会继续作为远东各国的文化基础，并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不仅因为汉语、特别是中国的文言，已深深渗透了远东各国的语言，更因为人类是文化性的存在，切断与过去文化的连接，我们就无法生存。汉语文化圈的文化，特别是汉诗文的读写，尽管过去只限于上流社会，但它扩散、渗透到了一般大众，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人生观，规定了人们基本的思考方式，覆盖了这个文化圈的全体，并依然在当今汉语文化圈中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因此，汉语文化圈最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今后仍会和我们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文/李如予，图/李政沐）

【主讲人简介】

川合康三（Kawai Kozo），1948年生，文学博士，日本学界首屈一指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历任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教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客座教授、国学院大学特别专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等职。著有《中国的自传文学》《终南山的变容》《中国的Alba》《中国的恋歌》《桃源乡：中国的乐园思想》《中国的诗学》《隋书经籍志详考》（合著）等。译注《李商隐诗选》《白乐天诗选》《新编中国名诗选》《韩愈诗译注》（合译）、《文选》（合译）、《曹操·曹丕·曹植诗文选》《杜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