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老师讲学，主题为“‘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岳麓书院殷慧教授主持讲座。

刘老师主要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有关周敦颐礼学思想的文献和研读方法；二是周敦颐与“推明治道”；三是周敦颐礼学思想的内容。

他首先介绍和分析了各家所记载的周敦颐著作的文本，认为朱熹所厘定的周敦颐著作书目是可靠的，即《太极图》为独立一篇，其本身就含《图说》，《易通》即是《通书》，而《易说》已佚。所谓《易说》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太极图》自身已含对图作解释的《图说》，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书目来表示对它的解说。刘老师强调周敦颐的著作极少，即使将《通书》和《太极图说》合在一起，也不过区区数千字，这与后世理学家的著作形成了极大反差。我们研究周敦颐的思想，应当搜集、发掘一切有可能的资料。如果从周敦颐的思想来看，尤其是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周敦颐的礼学思想来着眼，还是应当以《通书》为主。

随后，刘老师利用墓志铭、行状、年谱等史料文献，结合宋代政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分析和介绍周敦颐的社会活动以及同政治间的联系。他介绍，经过朱子的删改和修订，“周敦颐的形象主要被塑造为一个寄情山水的恬淡之士”。但在蒲宗孟撰写的《墓碣铭》中，鲜明地体现了周敦颐的政治理想，并且与宋初儒学“推明治道”的精神也完全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刘老师分析了周敦颐与王安石变法的联系，认为，虽然现存有关周敦颐生平事迹的材料极少，我们不能过度地推测周敦颐对王安石和新法的态度，但从一些片段的资料可以得知，周敦颐具有和同时代儒家士大夫共同的得君行道、心系天下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关怀。周敦颐的个人性格固然有寄情山水、生性恬淡的一面，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脱离时代潮流。吟风弄月、寄情山林和得君行道、心怀天下都是周敦颐思想的不同侧面，把这些不同的思想侧面拼接起来，才能呈现出更加丰满、立体的周敦颐。这也是我们研究周敦颐礼学思想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意义所在。

在第三部分，刘老师主要从本体、修养功夫等角度详细介绍了周敦颐的礼学思想。在本体论层面，周敦颐以理释礼，用更加哲学的术语表达了这种思想，为后来的理学家对礼的讨论指出了思考方向。虽然周敦颐并没有对礼作更多的论述，也没有解释礼和太极的关系，但他通过易学的思考，启动了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礼学义理化的过程，激发了后来的理学家对礼作进一步本体论的证明。在修养功夫层面，周敦颐认为“克己复礼”是实现诚、达到圣人境界的修养工夫，这些思想其实是儒学中普遍的看法，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周敦颐在主张“克己复礼”的同时，还主张“主静”“无欲”，二者都是成圣的修养工夫，构成了一定的张力和矛盾，这是周敦颐思想的特点之一。在乐论层面，周敦颐的乐论中虽然蕴含了一些道家思想的痕迹，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儒学本质，他的大多说法也只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复述。但是，把这种传统思想的复述放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最后，刘老师总结，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尽管周敦颐有生性恬淡的一面，但是他的思想整体上都是内在于时代的。他在极其有限的文字著述中，完整地传述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全体规模；他的礼学思想多是“述而不作”，但正是这些内容说明了他和仁宗时期儒学的发展以及士大夫群体是相呼应的。对于宋代儒学以及理学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即礼的义理化、天理化问题，周敦颐虽然没有作明确、细致的论说，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互动环节，刘老师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宋代礼学思想研究、当今社会礼学思想的保留、宋儒“礼”“理”关系等问题，加深了大家对宋代礼学思想相关方面的了解。（文/李海涛，图/李政沐）

【主讲简介】

刘丰，1972年出生，陕西榆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出版专著《北宋礼学研究》《经典与意义：礼与早期儒学的衍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