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寿成教授讲学，主题为“黄永年教授与文献学”，岳麓书院历史学系蒋鹏翔副教授主持讲座。

黄永年先生（1925-2007）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作为唐史研究和古典文献领域的权威学者，其《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文献学四讲》等著作一直是相关学科的重要参考文献。

作为黄永年先生的哲嗣，黄寿成教授在此次演讲中除介绍其主要学术思想外，还谈及不少他的生平轶事。

他首先介绍了黄永年先生关于古籍版本学的构思。黄永年先生构建了中国古籍版本发展脉络，并指出，宋代形成了以浙本（杭州）、蜀本（眉山）、建本（福建建阳）为代表的刻书中心，金代平水本（山西临汾）则是北方刻书的典型。明代刻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洪武至弘治）继承元本风格，以官刻为主；中期（正德至隆庆）形成独特的“嘉靖本”风格；后期（万历至崇祯）刻书业中心又发生转移，徽州成为新的刻书中心，富商主导刻书业，这种本子虽是家刻，但又带有坊刻色彩，字体为方体字和长方体字。清刻本则分前后两期：前期（顺治至雍正）官刻以武英殿本为代表，而家刻兴盛于江浙，形成方体字本与写刻本两大体系；中期（乾隆至咸丰）考据学兴起，催生精校精刻仿宋刻本。清代刻本的特点即为官刻以武英殿本为代表，家刻在考据学推动下蓬勃发展，坊刻中心逐渐转移到北京、苏州和广州，晚清时期上海因引进西方印刷技术而崛起。整体呈现官刻精良、家刻繁荣的特点，在字体、用纸、避讳等方面都形成独特风格。黄永年先生运用了科学方法对版本流变进行归纳，尤其关注明清刻本的研究价值，而非一味强调宋元本作为稀见文物的意义。

黄寿成教授还介绍道，在碑刻学方面，黄永年先生提出了“以史书为主、碑刻为辅”的研究方法，认为碑刻作为第一手史料，虽能够提供职官、地理等重要信息，但必须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不可颠倒主次。通过对永泰公主墓志、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刘濬墓志、元晖墓志、李岘墓志等碑刻材料的深入研究，可以有效补充唐代职官制度和地理沿革的细节。这种多元且严谨的治学思路，既避免了孤立使用碑刻材料的局限性，又充分发挥了出土文献的证史、补史作用。

通过黄寿成教授的精彩讲述，听众对黄永年先生在文献学、版本学和碑刻学领域的卓越成就有了深刻的了解。（文/袁艺维）

【主讲人简介】

黄寿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历史文献学教学科研工作，曾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史、隋唐史、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概论等课程。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项目一项，已出版专著《〈隋经籍志考证〉及其王颂蔚批校研究》《嬗变、趋同及比较——北朝后期民族认同及区域文化研究》，并在《中国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文史哲》《厦门大学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唐代的突将》《北周政权察举制度考释》《论隋文帝并未实施科举制度》《北齐政权选官制度辨析》等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