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0日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坛·书院教师主讲专场”第七十一讲开讲，主题为“古墓寻踪——福建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的墓主归属及相关问题”。讲座由岳麓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张科主讲，考古学系副教授向明文主持。

讲座伊始，张老师以“考古与盗墓的关系”为引子，点明选题缘起。随后，他从“理论依据”“墓地概况”“文化属性”“墓主归属”等多个方面，由浅入深地讲述福建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的墓主归属及相关问题。

从根本上讲，大家对墓葬的兴趣，都源于一种天然的好奇心。而好奇的点除了所谓的“宝贝”之外，最朴素的关怀便是墓主身份。关于如何判定墓主，张老师提出两种情况和相应的路径，一是有文字伴出者，以文字为线索和依据；二是无文字伴出者，以墓葬面貌为线索和依据。就墓葬面貌而言，他又明确指出，“墓葬是一个综合体，其内涵丰富、构成要素多元，其中以墓葬建筑、明器等丧葬专用要素为表征的丧葬文化，是其所属文化系统中最为顽固的内核，因此可作为考察墓主归属的绝佳切入点”。

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虽然发现有铭文砖，但砖铭信息有限，只能表明该墓地属于王氏家族，无法具体指明墓主身份，故对其身份的判定仍然得着眼于墓葬面貌，而墓葬面貌则可分为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个方面。

从墓葬形制上看，王氏家族墓M1～M4虽然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似墓例，但中原地区所见者的年代却流行甚或局限于东汉，与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的年代相隔较远，显然无法构成后者的直接源头。在此背景下，张科老师搜集了大量材料，发现类似浦城吕处坞M1～M4的平面形制，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地区孙吴西晋墓葬中大量存在，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角度来看，该墓地都与浙江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的平面形制为浙江文化因素。

就随葬品而言，张老师注意到，除了瓷狗圈、耳杯盘和盘口壶外，王氏家族墓所出其他器物都共见于南方地区吴晋墓葬，且在形态上也没有多大的地域差异。因此，关于随葬品文化属性的分析，应聚焦于瓷狗圈、耳杯盘和盘口壶这三类地域指向性强的器物。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这三类器物的分布重心均在江浙一带，尤其是青瓷盘口壶，更为具体地指向浙江地区。考虑到江苏缺乏制瓷资源，未曾形成发达的制瓷业，六朝用瓷有不少来自浙江，张老师认为兼具江浙地区特色的青瓷狗圈和耳杯盘也应视作浙江文化因素。

厘清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的文化属性后，他指出，该墓地不见任何中原文化因素，表明其“墓主显系中原入闽的士族地主”并不可信；该墓地包含鲜明的浙江文化因素，并且其中还不乏墓葬性质、狗圈之类的丧葬专用要素，因此这一现象不容等闲视之。结合历史学界关于浙江移民入闽的既有认识，尤其是时空上的认识——“浦城恰好位于浙江移民由龙泉越柘岭入闽的要道上，公元200年的前后几十年间正值浙江移民入闽之际。”他认为，“这些巧合绝非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地的墓主应来自浙江。”遵循类似路径和依据可知，霞浦眉头山元康九年墓的墓主也应来自浙江。

在论证浦城吕处坞王氏家族墓和霞浦眉头山元康九年墓的墓主来自浙江后，张老师又对浙江移民入闽问题作了补充性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移民入闽后与本地土著的关系，二是移民入闽后的影响，三是移民入闽后与原生地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他从移民墓的文化面貌入手，综合福建地区其他孙吴西晋墓葬的文化面貌指出，浙江移民入闽后并未受到当地土著的影响，这应与闽越国除后，汉武帝将其民大举内迁，东汉建安以前闽地人口还相当稀少有关。

关于第二个方面，他首先回应了学界关于福建地区瓷业兴起年代的认识，继而以政和县象山青瓷窑址的考古发现为凭，论证福建地区瓷业的兴起时间和技术渊源，并结合其地理位置指出，福建地区瓷业兴起，应是浙江移民入闽的结果。

关于第三个方面，他指出浙江移民拉开闽地制瓷序幕，对闽地制瓷业影响深远，降至隋唐时期，福建青瓷盘口壶仍以竖置双系者为大宗，便是最好注脚，只不过其腹深和器高已明显滞后于浙江地区同类器。以往学界亦曾注意到这点，但只注意到最突出的体现——南朝时期，也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这种滞后性在东晋时期就无一例外了，究其原因，应在于“公元300～450年，浙江移民入闽的活动大不如前甚或停止”。移民活动大不如前，自然不利于浙江地区东晋时期制作技术传入闽地，而东汉晚至孙吴时期业已兴起的本地制瓷业又“抵制”了浙江地区产品的流入。这种制瓷业属于浙江地区东晋之前的文化系统，故其生产的青瓷盘口壶自然会滞后于浙江地区东晋时期的同类器。当然，技术交流的途径并非只有移民一种，移民入闽后也可以与浙江保持联系，但盘口壶所呈现出来的情况表明，这种联系几乎不存在，也就说明，浙江移民入闽之后与原生地也没有多少联系。

讲座最后，向明文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就台下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张老师都给予了细致解答，并表示希望通过这个讲座，纠正大家对“考古”这一专业的一些误解。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