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下午三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老师做客岳麓书院讲坛第263期（明伦堂讲会第225期）。此次讲座的主题是：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岳麓书院助理研究员战蓓蓓主持讲座。

“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刘老师从四个方面为我们展现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的关系。

一，这是最古老也是最时尚的话题。骨针的发现，证实黄帝时代确实已有人工缝制衣服的出现，与诸多传说相印证。这充分说明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民族生命的源头，也是民族生活方式的缔造者。人们尊崇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以人为本精神的突出体现。而现代，汉服运动的兴起，也可说明古老的中国服装是当前最时髦的风尚。二，意识形态化的服装理念。种种爱国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装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称号、民族荣辱的标志。这是服装意识形态化的后果，也是前现代中华服饰文化重要的特色。三，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文官的帽子两侧常用蝉翼，古人以为蝉是饮露水生存的，就用蝉翼象征为官清廉淡如水；武官的帽子用貂毛作冠饰，貂属兽类，但不像猛兽那样张牙舞爪，既有兽类的勇武，又兼有温顺良善的一面，这是理想的武官人品。文武官员戴上这种特制的帽子，犹如把当官的座右铭顶在头上。“衣冠禽兽”这句成语在明代并非骂人的话，而是官员服装的真实写照。同样，平民的帽子也同样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四，中山装、旗袍和深衣的兴衰。“深衣”是上古流行的长袍，但这种先秦服饰，自唐宋已不流行。面对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因此，旗袍和中山装应运而生。

最后，刘老师提出，当今人们提倡深衣的一大理由，是中国没有国服，因此要以深衣作为国服登场；殊不知早在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中就已确定中山装为礼服，建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穿着中山装出席国家大典。所以中山装和旗袍作为吸收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早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服。

刘老师为我们讲述的“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妙趣横生，深入浅出，极大地激起了听众对相关课题探究的热情，刘老师还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此次讲座圆满结束。（岳麓书院 侯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