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社科联、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大学联合举办了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高雅文化传播品牌——“岳麓书院讲坛”，以“传中华文明，耀智慧之光”为宗旨，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突出思想高度、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实践特色，彰显出时代性、前瞻性和创新性。自创办以来，“岳麓书院讲坛”已邀请许嘉璐、刘长乐、陈来、杜维明、成中英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成功举办了8场精彩演讲，湖南卫视等进行了专题播出，为推动湖湘文化发展和湖南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网刊登2013年“岳麓书院讲坛”8场演讲内容集萃，以飨读者。

中国崛起需要文化复兴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 许嘉璐

文化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保障。

我所说的经济，并不是具象的，而是高度概括的抽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领域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定之后，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农耕时期，和农耕这种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因此，研究文化，无论是纵向的传统文化，还是横向的世界文化，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经济，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就文化谈文化，必须把文化与社会和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文化力关系社会凝聚力。什么是文化？据有关统计，全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500多种，比较有名的有200多种。我认为，文化没有确定的定义，任何人都可以给文化下定义。因此，我对文化不用明确的定义，而是用描述性语言。首先，文化是人兽之别。宠物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一些搞笑的动作，那是条件反射，并不是它发自内心的一种创造。推而言之，大象、猴子、黑猩猩画画，画得再好，标价再高，也不是文化。人之为人，同禽兽分化，关键在于文化。文化提升人性。其次，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体现人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的好恶、是非、荣辱的判断。文化无所不在，从衣食住行到文学艺术、宗教礼仪、法律，都是文化。

文化力在哪里？我们每个人养成了在一定文化当中的生活习惯。和习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就会感觉舒适，有亲和力。这就是为什么炎黄子孙走到世界各地，仍然保持了华人的生活习惯。习惯引出认同，最高的认同是信仰。信仰也是一种习惯，文化力就在于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就没有凝聚力，就散了。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彼此不认同，为了小利而争吵，文化就散了。

一个社会的凝聚力，首先要靠“德”的自律，同时要靠“法”的他律。“法”也是文化。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完全靠“法”来对所有公民进行他律的时候，这个社会实质上已经散架了。只有一个民族所崇尚的“德”成为社会的共识，大家以此来进行自我约束，而且是一种高尚和永无止境的追求，然后用法律来保证社会的底线，这个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德”是判断优劣的，“法”是判断有罪无罪的。“德”的自律比“法”的他律更应该得到重视。以德为基础执法，效果会更好。

中国崛起需要文化复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差距问题等等，其实就是与中华文化截然对立的另一种价值观侵蚀的结果，是对物的无限追求。

中国现在遇到了两难选择。我们一方面需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就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后面扬起的尘霾，正是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研究国学，要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精神与信仰，是软实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可怕的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

最重要的是要自觉了解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文化发展现状，研究如何建设自己的文化。要重新建设文化的社区，让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要在国民教育中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实现文化复兴。中国崛起包括文化复兴，因为只有文化复兴，才能真正强大。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永恒的动力是文化，也就是凝聚力。只有在物质基础上精神丰富了，才是真正的富强。

大国到强国需要文化推动

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中国文化曾有过光荣与繁华，不过，在光荣与繁华之后，中国也经历了沉重的国殇。历史证明，文化有实力，才是“盛世”。没有文化的复兴，物质崛起注定是短暂的。大国不等于强国，大国到强国崛起的过程，实质上是缩小大国与强国文化之间差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新文化的推动。

何为新文化？我认为新文化是以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为主体和方法论，包容一切其他文化所长的新文化形态。新文化首先要包含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和”文化也是和平的文化。这正是一个崛起大国所需的对于世界和平的责任和担当。在此基础上，新文化应具有六种特质：一是能够让个体与国家拥有梦想；二是能够成为创新源泉；三是具有大智慧穿透力；四是能够改造“基因”，包括快乐基因、幸福基因等；五是能帮助人们形成信仰；六是能够沉淀见证历史。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城镇化过程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大潮以及产业升级的挑战。外国学者称中国正处在水流变化最快、最变幻莫测的临界点附近。这个时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新文化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从仁学看天人合一

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不少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能体现“仁”，想到“仁”就至少是两个人。而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一批文物，即公元前3世纪湖北儒家思孟学派的竹简文献。竹简上，“仁”字有一个特别的写法，上面一个身体的“身”，下面一个心灵的“心”。换句话说，“仁”就是最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

儒家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从忍到不忍。我不忍父母受苦、孩子受难，情愿自身承受。这是一种恻隐之情。你把这种情往外面推，推到熟悉的人，推到不熟悉的人、陌生人，甚至你的敌人，这就是“仁”。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换句话说，“仁”是具有超越性的。我们不仅要对家人、对社会、对中国人、对世界所有的人有同情感，也要对动物、对植物、对一切生物有同体感。

在这个框架下面，我觉得儒家的仁学代表了四个必须要掌握的向度：一是个人的修身哲学；二是人与社会有健康的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持久的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相辅相成。四个向度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从四个向度出发，我们要遵循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理念，要对天有敬畏感，对地有敬畏感，对国家、社会有敬畏感，对老百姓也要有敬畏感，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陈 来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的结构是多元的，道家、佛教都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儒家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仁和群体优先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价值理念。

中国文明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理态度是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指导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主张扩土拓边，是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因而，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暴力的、反人道的霸权主义国际政策不同。总体上，其宗旨不是武力取向的，而是和睦取向的，这与近代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土地、侵夺财富有本质区别。

近代历史学家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问过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它们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同化力。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发展，以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唐浩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亲近并不容易。但如果通过一个人物来了解它，那就更为亲切，感悟也更加深刻。曾国藩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人物，通过他为人做事的一些优点来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

一是修身自律。青年曾国藩，有过一段刻苦的修身过程。他针对自己身上的不足，主修了“诚、敬、静、谨、恒”五门功课，以慎独的高标准、以血战的气概与截断后路的勇气，逐步克服了很多缺点。二是百折不挫。面对挫折，曾国藩始终坚持“劲气常抱于胸而百折不挫”的精神和态度。军事上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政治上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三是功成身退。曾国藩一生将儒、法、道三家兼收并蓄，在学理修持上实现了一生三变：早期修身立志，指导他的是儒家学说；中年组建湘军，启用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晚年他逐渐领悟到“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遵循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大道。四是与时俱进。曾国藩审时度势，领导了洋务运动，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划下了重要一笔。五是求阙惜福。曾国藩的心底一直坚持着求阙惜福的理念。他常常将这种理念传达给他的子弟，要他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虽然家中有权有钱，但要保持寒士家风。

“中庸”思维方法论的要义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

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又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思维方法论。在子思子的《中庸》一书中，对“中庸”思维方法论也有深刻阐述，其要义如下：一是“和”与“中”。“中”的意思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适度。“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强调保留差异、容纳相异的人或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和谐关系。“和”与“中”，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二是“执两用中”，其中有权。“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力量。“执两用中”，即把握事物中两方面的多重联系，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它必须与“权变”相结合。“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三是“两端一致”，保持弹性。即“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进退、隐显之间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

其实，“中庸之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通过学习和反复实践“中庸”思维方法论，追求“中庸之道”，我们就可以坦然、安宁地对待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和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难题。

当代应将兵学纳入国学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继贤

中国是史书记载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丰富的战争实践造就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也催生了极其丰富、深刻的军事科学，即兵学。兵学是国学题中应有之义。汉代刘歆将国学分为“六略”，其中就包含兵书略，即兵学。因此，当代也应将中国兵学纳入国学体系。

中国兵学的杰出代表，古有孙子，今有毛泽东。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兵学，都植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和思想内涵：一是崇尚道义与和平的战争观，强调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主张以战止战，追求和平，反对穷兵黩武；二是智谋取胜的战争指导思想，强调因情定策、文武并用、兵不厌诈、避实击虚、集优聚力、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出奇制胜；三是居安思危的国防战备思想，强调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要保持警惕、防止麻痹松懈，要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四是以治为胜的治军强军思想，强调“凡兵，制必先定”，主张以法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训练、选贤任能。

关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 成中英

回顾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紧密关联。中国的汉唐与早期的宋、早期的明，主动与外界建立联系和向外开放，能够积极地解决内忧外患，积极地面对时代挑战，才得以建立宏大的文明，发展灿烂的哲学体系。而明代后期朝廷的内外闭塞，则使得原来开放的哲学逐步向内向心学过渡。明末海禁和清代闭关，更使清代哲学沦为非哲学的文献整理，传统经学也被消解为史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的创新需要日益增强。显然，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哲学。从世界范围来讲，目前人类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包括科学与人文及宗教的冲突、生态与经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文明的冲突。这个包含诸多冲突的大时代，召唤着一个新的世界化的中国哲学。

当前，我们要推动整体伦理哲学、生命价值哲学、本体修持哲学、人本科技哲学、健康医疗哲学、政治经济管理哲学、人类文化哲学、世界和平哲学的发展。不断强化时代与智慧的互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科技与人文的互动、和谐与正义的互动，从而实现中国文明与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人的家国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陆建德

“家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家庭与国家，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是将家国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自古重血缘关系，家庭观念强，但国家和社会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如伍子胥为父报仇，不惜带领吴国军队消灭自己的祖国——楚国。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的行为名正言顺，其实，这种以个人、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的价值观是可以反思的。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晚清和民国初期，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家国共同体观念逐步产生。尤其是抗战时期，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伤痛，也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人家国观的面貌。大家都主动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深刻意识到，大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个大国才有希望。

中华民族要形成一个积极的家国观，还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作为最根本的支撑。有了和谐社会的联结，家和国就浑然一体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这种可能。和谐社会呼唤一个有感召力的中国梦。在这个梦想感召下，家国一体的爱国意识将融入我们的血液，关心社会、关心陌生人将成为我们的习惯，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能最大限度地被调动起来。大家为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共同目标奋进，国力和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强大起来。